山打根拾遗(10)_望乡

山打根拾遗(10)

　　《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

　　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过五本书，其中读者最多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我因此而受到了读者各种方式的鼓励和支持。

　　书已出版三年了，我依然是几乎每天都要收到读者的来信。来信大多充满了对“阿崎婆”这位老南洋姐人生的尊敬和同情。对于怀有不仅要把底层女性的生活实情记录下来而且要把在底层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她们的人格传给世人的初衷的我来说，这些来信使我体会到“有了读者”的感受。

　　读者中有连续两年每月从家务之余做小时工、缝和服的宝贵收入中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让我“寄给阿崎婆”的家庭主妇，也有用拙劣的笔迹给我来信的三十六岁的男性，他在信中写道：“我家辈辈是赌徒，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读了你的书，我泪流不止。今后我一定改过，让跟我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儿女过上好日子。我向您和阿崎婆发誓。”

　　还有，读者中有不少是在酒吧、歌厅、饭店等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这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广岛某工厂去作报告，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有一天在夜总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行踪。第二天，在我即将离开广岛机场时，一位女招待手里拿着《山打根八号娼馆》的书来为我送行了。面对因睡眠不足肿着眼睛赶来的她，我感受到了她对这本书的深情厚爱。

　　对于决心将以往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底层女性的痛苦哪怕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的我来说，最好的读者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及其周边的男女百姓。写作时我眼前经常设想的读者决非那些大学问家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们，而是一直被称作“民众”、“大众”、“庶民”的人民。天性怯懦的我之所以同意把这本以有关性的问题为主题的书改编成电影，也是由于电影是大众传播媒体的原因。

　　作为母子家庭的长女长大的我，没有经受过一个研究者所必须的教育，开始学习女性史也是结婚生过一个孩子之后——从年龄上讲已接近三十的时候了。因此，对于自己的研究我始终怀有一种恐惧感——即常有一种这样做是否真的可行的疑虑和焦急。然而，不断给我鼓励使我战胜这种恐惧感的，正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些读者们。

　　从读者的来信中我常常感到，读者在读书时往往在我写的南洋姐身上投入自己的影子。我想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给仅仅作为底层女性心声的代言人的我寄来这么多鼓励的信。

　　前几天，在四国的某个城市我还见到了一位读者。我是应NHK电视大学之邀去的。讲演开始前我去洗手间时，无意中看到会场门口有位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向会务人员恳求着：“只听山崎女士的就行，请让我进去。”这次讲演会好像只有会员可以入场，于是我过去帮他说了话，让他进去了。

　　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女性追求什么？》。我开始先讲了由于《山打根八号娼馆》的出版而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发现了“南洋姐”的墓和我去那里扫墓的事情，然后综述了近代百年中日本女性的生活和意识的变迁。我好像讲了有一个半小时，其间刚才那位男性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脱了鞋盘腿端坐在会场最前排、最靠边的一把椅子上，用黑色的鸭舌帽遮着脸，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

　　他为何如此认真地听我讲话？——在充满疑惑和紧张的心情下结束讲演后，我刚刚走进走廊就发现那位戴鸭舌帽的人向我走来。当他摘下鸭舌帽向我问好时我惊讶地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后来得知已有六十八岁的他，黑黑的头发下，两只眼睛饱含着热泪，闪闪发光。

　　据他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在关西一家有名的妓院当过帐房先生。虽说是在屡屡求职不得的情况下由熟人介绍去的，但帐房先生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记帐，不如说是充当教训妓女的打手。

　　他的活儿就是把挣钱少的、爱挑客人的、逃跑的女人抓到放被子的房间用长鞭抽打她们。尽管那是被人命令着、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干的，可那时女人们惨叫的记忆，却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夜夜不得安眠。现在自己为关节炎的老毛病受罪，也只当是自己抽在女人身上的鞭子几十年后又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接着说：“山崎女士，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您的书向她们谢罪。怎么样，求您给我点儿时间，听我说说吧。”

　　向一位初次见面而且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讲这样的话，他的苦恼绝非一般。然而，对于卖春问题我已决定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之后不再写了。所以，即便去见他，听他讲了，我也不想再把它写成书了。可是，既然见到过他用鸭舌帽挡着脸端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的样子，看见过他双眼中饱含的热泪，我想出于作者的义务，找恐怕也是要到四国去见他的。

　　（原载《妇女》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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