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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拾遗(6)


  一次相逢

  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岛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当时我正在寻找被称作南洋姐的底层妇女踪迹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从早晨起就漫无目的地在下岛的西海岸走来走去,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车站。

  由于除了这平均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车以外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岛上的人们,有晒得黝黑的壮年渔民,也有像是看过医生的老年妇女。虽然我穿着朴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岛上的人们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不过,我早已精疲力尽,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了。虽说已进了九月,但南方岛上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劳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石头路的原因,也有由于越接近那些从小被迫从娼的南洋姐,作为同性我的心情越沉重的缘故。

  我在长椅的一端坐下,双手抱膝,低下头去。忽然,一副画板和一个油画工具箱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结实、五十出头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个城市人,发黄的衬衫上到处溅着油彩。想来也是,天草下岛的西海岸,海岸线蜿蜒起伏,湛蓝的海面到处突现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风景画,画家来此作画是很自然的。

  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东京来的。他还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画家,属于一个叫邱吉尔会的绘画团体。由于被岛上的风景迷住了,他把东京的工作交给年轻人负责,自己和夫人一起来到岛上,在这儿已画了半年画了。他的夫人在岛上为年轻人义务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从礼节上讲我也应该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诉他,可是,因为我深知谈论南洋姐的存在是这个岛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决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诉任何人,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岛上是为了调查点事,住在XX旅馆。”没想到,这位男性对我的回答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说:“一位女性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你不说来调查什么,我也大致能够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边深为这位男性的体贴而感动,一边又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吃惊。不久,车到了,我们终止了谈话。大概只坐了两站,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虽说我们的相逢总共只有十几分钟,可它却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后,每当我去天草岛,都不由得想到:他现在还在这个岛上画画吗?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这位男性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后,在今年六月,我和这位男性在东京银座的中心再次相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某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银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当我得知她也是邱吉尔会会员时,便向她谈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绘画朋友。

  见面那天,我头一次得知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并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与我见面。因为在我们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了,T先生凭着直觉知道我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而且,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祝贺,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岛的风景画成三号大的油画,期待着有一天能亲手把它送给我。

  也许由于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岛的风士,这幅油画的色彩温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却画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们发出拗哭的身影。

  据说,T先生虽然常年住在东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岛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滞留,也是因为惦记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龄的母亲的缘故。正因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实目的。

  T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着天草的海的油画,正挂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当我凝视着它,就会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么的奇妙。

  (原载《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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