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与日本(2)_望乡

东南亚与日本(2)

　　作为又饿又累的日本占领军的一员，松本曾经像野狗一样去寻找过食物，在被占领地居民的眼里日本兵一定是像狼一样，说“不择手段获取食物”，当然包括使用暴力。这和前面秋元信中提到的大扫荡是吻合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打根日本陆军墓地前耸立的华侨殉难碑，必定是以反日罪名被日本军队杀害的华侨了。哀悼这些殉难同胞，以民族的感情纪念他们，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队侵略过的东南亚各国纷纷建立起这样的殉难纪念碑。还有些地方应该建却没有建起来，不胜枚举。

　　东南亚地区很大，有菲律宾、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有不少被日本军队暴虐的记录。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协力国，日本军队虽未对其大屠杀，可天理不容的事也做得很多。

　　我在探访海外妓女之前，读过世界教科书读书会编的《军国主义（从东南亚教科书看日本）》。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教科书，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日本侵略亚洲的记载。印度尼西亚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用的教科书《我们民族的历史》（R·毛哈蒙多·阿力著）记述如下：“日本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许多要塞。我们被迫去要塞做苦力。我们被强制去的，我们成了劳工！不论农民、工人都被当成奴隶，被迫离开家到沼泽地、海岸等处服劳役。他们的生活如何？食物很少，住在猪窝般的小屋里。结果，死者上千，饿死、病死、被虐待死的人有几千人啊！”

　　这里说被虐待致死的有几千人，而在中学三年级用的课本《世界中的印度尼西亚》说，“日本军队在占领中将数百万的爪哇青年强制送到国外去，大部分生死不明。”其人数和前面的数字悬殊，哪个确实，暂不作判断，总之，许多男性受难，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苏加诺自传》——苏加诺借一位美国女记者的口述自传中谈道：日本兵“长期缺乏性生活”被作为一个危机的、“若不解决将引发若干问题”的大事，因此设立士兵慰安所。单单巴东市就有“百二十人的女性被集中到隔离场所，即收容所。发给士兵们每人一张卡片，让他们一星期前往一次，一次盖一个章”。

　　但即使防止大鱼吃小鱼，日本兵久饥的性还是像巨涛似的阻挡不住，偷偷涌向一般民众。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心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徘徊于印度尼西亚》小册子，真实地记录了现代印度尼西亚的生活风俗。其中写道：“战时和日本人的混血儿达四万人”。可见有数倍于四万的印度尼西亚女性成为日本兵的饵食。印度尼西亚一国如此，类推东南亚全地域，那又有多少女性被害呢？

　　不知何时，我紧闭的眼睛睁开了，我乘坐的双引擎飞机的小窗外的世界尽在眼底。右下天边的浓绿的热带树林消失了，出现的是玻璃镜一般平静的碧海，大概飞到马六甲的海面上了。

　　南方上午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视线广阔，那一端是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市。离着陆时间不远了，阳光减弱下来，但外面的树林反而更明晰了，只是我的心情如铅一样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不过是个少女的我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我的同胞践踏了东南亚各国，欺虐了那里的民众——一想到这点，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

　　而且，日本国家战败以来三十年并没有向东南亚诸国的民众谢罪，事实上对恶行虐迹轻描淡写，所以对涂炭东南亚人民犯下的罪行并没认识。

　　我最近从一些人的口中听到“日本的亚洲经济侵略”的说法。没有资源的日本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国土如此小，却成为经济大国的事实说明在日本资本主义前所未闻的繁荣背后，理所当然，一定有被榨取的人们。

　　这些人是谁？国内是劳动者、农民及小市民，国际上则是以东南亚为主轴的各国。作为证言的有：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现代的日本农民和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反日运动。

　　日本的经济侵略从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了。那是战败后的十年。一九五五年版的《经济白皮书》记载：“并非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从战败的痛处站起做新的飞跃。首先，着手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罪行的东南亚各国赔偿。对此，总理大臣吉田茂指出。“如果东南亚诸国不喜欢说投资，就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使用赔偿一词罢。但就我们的立场说还是投资。”

　　于是，一九六〇年上任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进一步推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将东南亚各国当成原料供给国及产品的输入国，向它们推销国内的滞销产品，日本资本主义十二分的赢利。

　　我反复思考这次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旅行的所见所闻。山打根、新加坡的路面上行走的多是日本车，商店里有各种日本产品，城市的周围盖了大量的加工厂，吐着黑烟、白烟。

　　汽车的情况不知如何，钟表、收音机的价格则比日本贵得多。可能是加关税的原因，也可能因货物奇缺而使贩卖者待价以沽。于是，当地工业衰弱下去，合资企业增多——换言之，容许日本的资本进出，结果以东南亚劳动者的牺牲换来日本资本家的富裕。

　　综合所见所闻，这些合资企业存在惊人的“民族差别”（歧视）。且举一例，合资企业的干部全部或过半是日本人，工资比当地人高得多，竟有高达十五倍的。同时以接待日本上层官员为名目开的酒吧、舞厅也不少，拒绝日本人以外的客人。更有甚者，合资企业中的日本职员的家庭都雇有人工费低廉的东南亚保姆，对雇工的蔑视就很普遍了。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证明，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性差别”这两大差别。能将这控诉声传给后代的东西，没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们的墓是日本底层女性史的重要证言之一。因此，我反对以任何理由拆迁妓女墓。

　　但是，在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是战败后又继续资本侵略的一个民族。因此，即便个人对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满腔同情，但从民族的政治立场来看，它毕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环。于是，我向着近百年岁月中深受过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东南亚各民族请求说，请保存日本底层女性史的证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无济于事。

　　我途经香港飞往东京，机舱内宽敞，座席很舒服。乘客有欧美人、东南亚人，但最多的是日本人。这么多日本人跑东南亚去，说日本的经济侵略并不过分吧。

　　一方面想起死在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底层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经济侵略之苦的东南亚各国的民众，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

　　后记：我的这趟旅行使我强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员。对于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初期的“肉体资本”这个问题，我原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号娼馆》显然是把海外妓女作为被害者来写的。这回踏上北婆罗洲、新加坡等地，从众多的所见所闻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经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先遣队。多亏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东南亚人的立场上理解问题。

　　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供奉死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献给东南亚各国的人们——作为曾用军靴践踏过你们的国土，而今又实行资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员，向你们谢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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