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影的养老院(2)_望乡

在加影的养老院(2)

　　多么值得庆幸啊，接待我的年轻的马来人女职员告诉我，养老院里的确住着一名日本老妪，她的名字叫川本春。我告诉女职员我不是她亲属，是旅行者，想探访一下本国的这位老妪。女职员笑眯眯地把我带到川本春的房间里。

　　川本春的住室在长廊的尽头，许多老人和她一起住在一间明亮的大屋子里。这房间有学校的小礼堂那么大，墙壁两边开着大窗户。室内放着两排床，老人们的头都靠窗，有十几位老妪穿着沙丽，有坐有卧的在休息。左侧中间放着川本春的床。

　　川本春穿着浅蓝色上衣，裹着淡黄色的沙丽，一只旧的茶色小皮箱当作枕头靠在她身后。女职员大概在告诉她我的来意吧，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她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边从床上立起身来。春的头发按从前日本人梳头的方式全部绕到脑后，已经全白了。黑框眼镜后边是一双大眼睛，年龄约七十岁左右，给人一种温和柔顺的感觉。如果由这样一位老奶奶看护小孙子的话该多么合适，对孩子对老人都是一种幸福。

　　“您好！您是川本春吗？我是从日本来的，听说养老院有日本人，特意到这里来看您。”我把准备好的小礼物送到她手里。川本春凝视着我，慌慌张张地劝我落座，然后用地道的日语对我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真少有啊！我真高兴，您还送我这样的礼物。”

　　我看到春与野中鹤子不同、还完全记得日语，就大大地放心了。为了使她的心理放松下来，我也需缓一口气，就先拉拉杂杂地聊闲天儿。后来我对她说：“老奶奶，能把你过去的事讲给我听听吗？”得到她的允许，话题就转向她的成长历史和“南洋姐”的生活了。

　　对同种的采访，过去我尽量避免使用录音机，我只把要点记录在笔记本上。可这次旅行我带了小型录音机，因为我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旅行日程安排得很紧，光用日语速记不起作用所以我带了这台录音机以备不测。这台录音机放在我喜爱的黑包里，皮包的形状像一只随便躺卧的狗，我把拉链打开，悄悄地按了录音键，为此川本春的话原封不动地录了下来。

　　下面我就把我和她的对话按当时的录音全文抄录如下。我没有加任何润色将它发表。读者也可以通过它了解我平时采访时提问题的路数。

　　山崎：您是哪儿生人啊？是岛原还是天草？

　　川本：天草一町田的。

　　山崎：啊，一町田，那您知道那里有个XX旅馆吧？

　　川本：一町田XX旅馆……那是我远亲开的。

　　山崎：啊，您是XX旅馆主人的亲戚呀！我前些时候去一町田还在那里住过一夜呢！

　　川本：我呀，血都涌上头了，什么都听不见啦！

　　山崎：您是高血压吧？您多大岁数啦？

　　川本：高血压？我不是高血压，一听说您住过XX旅馆，我的头都要炸开了。我今年八十六啦！

　　山崎：都那么大岁数啦？

　　川本：不是八十六就是八十七啦。

　　山崎：您是明治多少年生的？

　　川本：我没上过学，不知道。

　　山崎：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川本：二十岁的时候。

　　山崎：是到新加坡吗？

　　川本：只在新加坡住了三个月。

　　山崎：那么立刻到这边来了吗？到吉隆坡……

　　川本：什么？

　　山崎：老奶奶，躺下说吧，能成吗？您在一町田是农民吗？

　　川本：我们老家全是农民。

　　山崎：是啊，在一町田一一二兄弟姐妹还在吗？

　　川本：兄弟姐姐全死了，只剩下我和最小的妹妹了。

　　山崎：他们要都活下来，有几个人啊？

　　川本：有八个人。

　　山崎：有八个呐，那你父母可够受的。你来新加坡是被骗来的吧！

　　川本：是啊，人家说到新加坡的旅馆工作工资可高呢！于是我就来了！

　　山崎：那么说，老板是高浜的人吗？就是劝你到南洋来的那个男人。

　　川本：不是我们当地人，是外地人。

　　山崎：不是天草人吗？

　　川本：不，是外地人。

　　山崎：来的时候是不是呆在船舱底，我认识一位老奶奶，她来时就是只吃一条干松鱼，被关在木箱里……

　　川本：不，我们来得晚，来的时候没进底舱，和乘客一样乘的船。

　　山崎：有护照吗？——贴着相片的。

　　川本：不清楚。

　　山崎：坐船一道来的老板与劝你来南洋的人是一个人吗？还是些别的人？——不是女老板吧？

　　川本：带我们来的？——是男的，应该是偷渡的蛇头。

　　山崎：那男人多少岁，名字还记得住吗？那男人的名字。

　　川本：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们也都不知道他的原籍。

　　山崎：那时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有别的朋友一起来新加坡的？

　　川本：三个人一起来的。

　　山崎：都是谁呀？

　　川本：哎，一个是墨子，另一个，名字忘记了。

　　山崎：在新加坡住的是马来街还是马拉巴街？

　　川本：在新加坡干的是我不爱干的营生，接客的辛酸呀说不完……

　　山崎：不接客的话老板要生气吧？打过你们吗？

　　川本：打倒不打，可是，不接客欠的债就会多，所以不愿干也得干。

　　山崎：在新加坡呆了多长时间？

　　川本：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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