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花街旧址(2)_望乡

新加坡花街旧址(2)

　　过去我找到的关于“南洋姐”的书籍中曾提到在东南亚，新加坡是日本的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马来街和哈依拉姆街，还有马拉巴街。在从日本出发时我曾买过新加坡地图，查找过这三条街，可是在最新的地图上找不到这三条街的名称。我想新加坡有可能改变了这些街道的名称。正像新独立国家常常变更殖民时代路名一样，事实上新加坡也是变更了路名。可是实地到现场一看，这里与过去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马来街、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的名字还实在地存活着。

　　我在这些街上走着，不由得发出感慨。这些街道看上去是贫民窟一般。街道两旁连续地排列着三层楼的建筑物，一层临街的地方大多是商店，挂汉字招牌的商店，什么“大华洋行”、“远大恤衫”“玲珑电发”，从汉字我也大体知道是什么商店，其中也有我不能读懂的如“款式特髦”“源发公司”字样。二楼三楼全是出租的房屋。也许是因为临街的一面才有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洗好的衣服全挂在从窗内直角伸出的竹竿上，形成了晒衣的队列风景。晒衣竿上的衣物多为原色的衬衫与裤子。由于都是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筑物了，房间内的墙壁剥落，露出些砖头来。为了掩盖这些，每户人家都以不同的颜色把墙壁和百叶窗涂抹得花花绿绿，却更使人加深了它是贫民窟的印象。

　　因为没有引线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进到曾经是日本人妓院的房间去观看。根据在这里长大的太田的话说，二楼三楼的房间一律是六个铺席大小，厕所和厨房都是共用的。这就说明这里本不是给居民住宿用的，而是做皮肉生意用的。现在这里的月租金为三十美元，出租给华人房客，他们的职业多为船员、店员、工人、司机等体力劳动者，也有不少服务业女性房客。

　　在这条破烂但又奇妙地充满活力的街上走来走去，我不禁陷入沉思。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的新加坡人自然不会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每间每间屋里都住着从远方渡海而来的悲惨的日本少女，她们每日以泪洗面。我透过现在的房主按个人爱好涂成绿色和浅蓝色的百叶窗，看到一部分墙壁，在那些墙上是否洒有那些命运悲惨的姑娘们的泪水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里再多呆些时候，可是我们只在街头站了三、四十分钟，就不得不离开了。太田与我来来回回走了几遭，又往商店内部窥视并对着二楼、三楼的窗户反复查看，引来了人们的怀疑。各处窗口都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面孔盯住我们。

　　太田催我说：“走吧，从那边就可以上大街了。”我们拐过了写着“马拉巴街”的街角，在那里我又稍稍地伫足停留了一会儿。别人会想参观这么一条小街一个小时还不够吗？不知何故我对此地依依不舍，至少想站在最后一个街角再回头看一眼。不这样做我的心会不安。

　　太田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情，便站在旁边开始抽烟。这时我看着花街的遗址默默地向我同性的日本人告别，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唤——我的同胞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你们的一生只能作为海外妓女度过，如果真有灵魂存在的话，你们的灵魂可能还徘徊在这南国的旧花街的上空吧！请你们接受我的问候吧。这样在反复叨念之中，我的眼眶里涌出热泪，眼前的风景逐渐模糊，模糊之中我眼前浮现了这条街半个世纪前的样子——作为日本人妓院街时候的样子与“南洋姐”的哀史。这个样子最初是朦胧的，其后逐步加深了颜色，形成明晰的图像。特别奇怪的是当我下定决心离开这旧日本人花街的时候，这段历史就更加鲜明起来。

　　根据我从书本和访谈得来的知识，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第一人是明治初年的一个日本寡妇，她的英国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说是一个在横滨出生的叫阿丰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说法，如有人说第一个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断了乌黑的头发女扮男装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是一个叫“传多婆”的人，她是随日本杂技团来到新加坡的，来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无论哪个说法都可以，总之从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送出“南洋姐”了。在西乡隆盛死于鹿儿岛的明治十年，在马来街就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日本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数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战争爆发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

　　拥有众多“南洋姐”极度繁荣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和马拉巴街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日本人花街要建在这里呢？这一带现在已成为市中心，而十九世纪中叶这里不过是郊外。作为文明的耻辱的妓院要放在不显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管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这既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汉语，恐怕是天草和岛原出身的姑娘们把英语的street念走了样而形成的洋径浜英语。

　　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风俗与日本内地的花街风俗很相近，但是与新开拓的外国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总有一种异国情调。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号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它们等客人上门。这种技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愿卖身的，她们是被人贩子强迫的。人贩子躲过警察的监视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语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诱拐少女卖到新加坡。人贩子往往与妓院老板等有势力者结成头目与党羽的关系。有关明治时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有势力的涩谷银治、二本多贺次郎、多田龟吉等人，就是人贩子的头目。进入大正期，据长期在新加坡开理发馆的恩田富次郎（八十岁）说，有势力的人家有岛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谏早出身的岛田一家，福冈出身的仲家，长崎出身的宫崎家。

　　那些人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无谋生手段，梦想一下子发大财，来到海外干起人贩子的营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也很同情。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南洋姐”们蒙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在日本内地的诱拐和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复了，单说一下将她们运到新加坡拍卖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轻的时候有几次目睹过人贩子将姑娘们卖到妓院的场景。拍卖场一般设在码头仓库。人贩子将姑娘们从船底叫出来，换上新衣服在仓库前站成一排。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日元，姿色差的只卖四、五百日元，姑娘们顺从地被出卖了，这是因为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