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底层女性史(3)_望乡

序章：底层女性史(3)

　　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贺次郎像是明治时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头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亩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还在其它方面为日本侨民办事，在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还让妓院妓女捐钱给日本政府，《村冈伊平治自传》也记载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战争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结合日本人会和墓地的事考虑，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贺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帐上了。

　　人们常有对不知自己底细的人美化、夸张过去的心理倾向。这种被美化、夸张的过去也会被作为事实认知。根据心理置换反应，越是现在的境遇大不如从前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时，越容易强烈地加以渲染。从《村冈伊平治自传》后记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长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顺心，由于听从偶尔相识的旅行者的劝告，才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样，自传中的美化与夸张就不奇怪了。

　　也许我过分地拘泥于这本《村冈伊平治自传》了。可是作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权威被人注目的这本书，其内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么我们上边举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么叫人相信？只要这些研究大都依据《村冈伊平治自传》，我就把它们与《村冈伊平治自传》同样对待。

　　当然，上述的几种海外妓女研究不仅报告了历史的事实，还通过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责日本的国家主义。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实的真假、误差的致命影响。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样对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说研究不充分的理由，还有它们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纪实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纪实文章除外。我并不主张女性史只能由女性来写，对此，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希望男性参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为读者积极参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过女性去发掘，就不会搞清楚。

　　明治时代初期到大正时代流落到东南亚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连平假名都写不出，是文盲，当然她们不可能拿笔写出其生活实态，诉说苦恼。即使她们会写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为女性来讲关于卖淫的细节，写出来是有抵触的。坦白卖淫生活对家庭家族都是羞耻的，这就足以作为最大障碍。研究者只能通过残存的妓女的生活与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状态。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她们紧闭的心扉会向站在购买她们的性的男性立场上的男性研究者敞开，还是会向同一性别的女性研究者敞开？谁更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长于调查拐诱妇女的方法与经济组织。但没有人研究她们的性交实态和心理结构，这对妓女研究来讲是极不完全的。

　　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木绵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学》文章。文章讲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应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领域内发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学问。因此，女性进行海外妓女的调研恰好符合这一观点。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从东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从听取她们的自白开始我的工作，别无他法。我虽然是她们的同性，但是只是一个旅行者。对于那些想忘记自己的过去来生活下去的人来讲，她们不可能告诉我她们过去的娼妇生活。这样的话，我只能考虑到有“南洋姐”的乡村或家庭，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哀乐，等待她们打开关闭已久的心扉。

　　可是，虽然我这样考虑，但在她们分布最多的九州的岛原和天草，我一点儿关系门路都没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冈县中间市写《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诗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农民小说家岛一春。能不能托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这些人的关系。访问别人已采访过的老妓不会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记载的“南洋姐”现在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属于老年妓女中比较发迹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记者谁都没造访过、真正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的海外妓女。为此，我不要人介绍，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进入岛原或天草的农村去。于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试探性地到天草下岛旅行。虽然我第一次到天草来，但我意想不到如愿以偿地邂逅了我所想见的老年妓女。这本书，虽称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称不上是游记，但它是我与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记录。我们两人的偶然相遇成为决定的契机。这还得从第一次天草之行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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