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63)

六三

　　竞争虽然也有黑暗的一面，但是依我的看法，它是工业和技术发展的关键，这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事实。应该尽量减少任何对自由和公开竞争的干预。在这方面，里根政府关于反托拉斯法的新途径最受欢迎，因为它重新带来了更加符合经济现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日本也必须为排除某些不必要的对市场自由作用的约束和限制而努力。必须废除生意场中的陈规陋俗。我一直在与守旧派作斗争，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我还要对我的美国朋友送上一句忠告。乔治．肯南曾经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尊重法律、符合道德”，我想这在今天仍然是事实，但每个国家与个人一样，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一些美国人试图将美国的理想和法律教条应用到世界各地去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想表明的是我们面临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误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总是提倡世界各国的工商界领导人保持更多的个人接触。律师经常劝我们不要聚在一起，他们担心这样的聚会可能让我们卷入反托拉斯的官司中去。我当然很欣赏他们的劝告，但是却没有哪一条反托拉斯的法律会说工商界领导人不能和不应该通过聚会来增进相互了解。提供适当的人身保卫，由政府出面主持，将会议记录公布于众，这样的会议将创造增进理解的基础，而且应该得到鼓励。英国和日本电子工业协会之间连续举行的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九年。在这种所谓“智者集团”的会议以及后来的日美商人会议和1984年的美日顾问委员会中，都采取了进一步发展相互了解的重要措施。

　　但是为了扩大了解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1985年，也就是第四次宣布所谓“自愿”限制汽车出口量的那一年，我颇有兴趣地看到美国人采取的粗暴行动。日本的制造商连续三年减少了运往美国的汽车，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包括贸易秘书，都表示在第四年里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限制，因为美国的工业已经“喘过气”来了。美国的汽车厂已经做了改进，他们的汽车已经有了竞争力。

　　1984年美国汽车公司的领导人得到的奖金数目巨大，以致报纸上发表社论，把这件事说成丑闻。但是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却要求增加打着他们的牌子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在原有的限制条件下，一些较小的日本公司得到的出口份额很小，他们急切地希望取消限制，以便他们向美国的用户出口更多的汽车。通产省的有识之士看到，如果完全没有限制，每家公司都会尽可能多地出口汽车，结果就会搞得乱七八糟，当出口汽车形成洪水猛兽的时候，又会在美国引起公愤。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再实施一年的限制，但是将限额增加24%。这是相当大的增额，但是他们知道日本人的竞争天性，如果完全不加以限制那么运出的汽车将会更多。这次增额给了那些小公司更多的份额，他们的汽车是以所谓“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形式卖给那些美国公司的，例如三菱、马自达和五十铃公司分别为克利斯勒、福特和通用公司生产汽车。

　　日本政府的声明在底特律和中西部工业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和愤怒。有些美国报纸发表社论说，日本人即使在没有正式约束的条件下也应该继续遵守原有的限制额。国会议员们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喊。他们不了解日本人的竞争精神。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些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却开始抱怨，不是因为日本人运来了太多的汽车，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买得到的日本汽车增加得太少！由于限额的增多，克利斯勒公司进口的三菱汽车比前一年增加了70%，通用公司的铃木汽车增加了211。8%，而五十铃汽车增加了141%。这两家公司和福特公司都提高了他们向美国用户供应日本汽车的能力。这一下轮到日本人莫明其妙了。为什么就在国会议员和其他人都在抱怨日本人的竞争时，美国的汽车公司却在增加进口，而且甚至还在抱怨进口得不够？

　　通过市场竞争，我们懂得了，日本公司，也包括我们自己，有时错误地应用“卡脖子”战术。公司为了追求市场占有额的增加，拼命地降低价格，有时低到这样的地步，搞得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产品上盈利。在市场占有额的竞争中，只有那些经受得起赔本到底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的工商界中引起了误会和恶感，特别是在东南亚，日本公司不顾当地的体制，把他们的竞争战术带到了那里。然而在汽车行业里，美国人也加入了日本人的行动，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是最了解市场和消费者的人，那么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是这样的人。

　　第二十七章

　　我们日本人一直受到生存条件的困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脚下的大地每天都在颤抖。我们天天生活在这些火山岛上，不仅受到大地震的威胁，也受到台风、海啸、暴风雪和春季洪水的威胁。我们的岛屿除了水之外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原材料，只有小于四分之一的土地是可以住人或者用于耕种的。所以，我们对自然资源非常珍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学会了尊重自然，保护资源，使产品小型化，并把技术视为帮助我们生存下去的手段。虽然我们信仰宗教，相信神灵无所不在，但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虔诚的信徒。我们信仰佛教、儒教、神道和基督教，但是我们也非常相信实用主义。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日本人是天生的神道信仰者，但是却过着儒生的生活，以基督徒的方式结婚，最后按佛门的规矩下葬。我们的礼仪、习俗和节日浸透了千百年来的宗教传统，但是我们却并没有被各种禁忌所束缚，可以自由地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从中找出最好的结果和最实用的办法。

　　我们珍视自古世代相传的很多概念，其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之一是“不得暴殄天物”，这个词在日文中读作“mottainai”，很难简单地翻译成别的语言中的词汇。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从中可以找出有关日本、日本人和日本工业的很多解释。这个概念表明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恩赐，对此我们应该怀有感激之情，而绝对不能加以浪费。从字面上讲，“mottainai”是不敬神圣的意思，但它的深层却有亵渎上天的内涵。我们日本人感觉到世上万物都是神圣的信贷，实际上只是上天借给我们的，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浪费东西被看作是一种罪恶。我们甚至用“mottainai”来表示对很一般的东西的恣意浪费，例如水或纸。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发展了这个概念，它已经超出了节约和保存的范畴，它成了一种宗教的概念。我知道西方和亚洲的其它一些地方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概念，但在日本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艰难岁月和自然灾害的不断威胁之下为了生存而斗争，试图用最少的原材料制造产品，这两者都成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浪费任何东西都被看作是可耻的，实际上是犯罪。

　　过去，日本与外界完全隔绝，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来对付任何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地震频繁，大火一次又一次地烧毁了城市的房屋，人们被迫从头重建自己的生活。我们变得非常善于应付危机。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有些人在日本吃惊地看到日本人怎样重新建设城市，这些城市在1945年已被炸成一片巨大的瓦砾场。很多人都曾写到，我们把它看作是又一次自然灾害的打击，就像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残酷地摧毁了东京一样，地震震倒了高层建筑，烧掉了成千上万的住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燃烧弹和高爆炸弹造成了同样的损失。我还记得1946年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从白木屋的临时工厂步行到东京火车站，大约要走两公里，一路上看不到一栋树立的楼房，除了几个烟囱和商店、工厂的钢制保险箱堆了一地之外，一无所有。举目四望，两公里以内到处都是残砖碎瓦。成千上万架B-29超级堡垒对大城市扔下了燃烧弹，对准了集中在那里的工业目标，这是日本人在规划上犯的错误。我们将近一半的飞机发动机在一个城市里生产。所有的飞机在两个城市里总装，90%的电子管在三个城市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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