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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令人感到高兴和震惊的是中国在农业和一些服务性行业中开始理解自由的市场体制,并允许进行一些自由的市场竞争。苏联也不时地受到诱惑,想往他们的体制中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刺激,但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对这件事却非常认真。

  1979年,我乘坐我们的猎鹰喷气机飞往北京去访问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帮助安排了与邓的见面。我的访问原定为“礼节性”的拜访,与邓的见面不打算公开。当时中国已经成为我们产品的长期客户,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离北京饭店不远的地方树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多年来一直为我们的产品做广告。除了会见政府官员,我还想去看看中国现代化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电子工业。我到上海去,在那里有机会参观了一些工厂,与很多人交谈,后来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样。接待我的人听说了最高领导想见我的消息之后都吃了一惊。

  我与邓小平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里我们坐在厚厚的沙发上,大厅的天花板很高,墙上挂着中国壁画。他对我的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的迅速发展提了很多问题,他想听听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人开始找日本人在技术上帮忙。我对他坦诚地指出,新的现代化项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现象。我告诉他说:“您正在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和金钱,我想您负担不起这样的浪费。”在一个小时内,用了两名翻译,我们讨论了局势,他主要让我发表意见。他不太动声色,但是就在我们讨论时他命令电子工业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以后与我再进行细谈。

  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现代化运动充满了热情。他们的官僚和专家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去考察,购买成套设备和技术,这些设备只有技术工人才会使用,而中国非常缺乏技术工人。他们签订合同,建造工厂,但是他们甚至不能为这些工厂提供足够的电力。更加糟糕的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坚持要看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应该考虑建设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日本访问的中国人总是想看日本最自动化的工厂,最新的计算机系统。他们想买的东西很多,但是有些却受到了明智的拒绝,因为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他们无法对付那些东西。不久以后,向中国出售机器和成套设备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责有“过量销售”行为。这不是他们的过失,中国人坚持说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有时相互竞争的部或者部门在重复引进相同的设备时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对邓很坦率。我告诉他,我在上海参观了一家工厂,发现那里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动锡焊机,没有投入运行,因为它焊出的零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使用。人们坐在组装线旁抽烟和闲聊,没事可干,因为合适的零件不能按时交到他们那里。在现代化的运动中,工程师和经理们沉溺于个人的兴趣,所以他们想买机器或者成套设备,但并不去协调整个行业的活动来达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我吃惊地看到一台崭新的自动化机器正在为焊于电路板上的电线端头剥除绝缘材。电线端头剥皮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经济。那台机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个班剥出的电线可以供全厂用一个月,这样的机器不能帮助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国没有工程管理,在现代化的运动中他们从日本购买现成的设备生产彩色显像管、集成电路和其它零件,但是却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来对所有的工厂和设备进行协调。在设计产品时他们没有充分地考虑当地的条件以及人们现在和将来的需要,而这些都是设计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据。

  在这以后政府颁发了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合资办厂的新法律。在合资法中他们声称准备承认私有制,允许向国外汇出“合理”数量的利润,允许一部分外国人所有制的自由,允许外国人担任最高管理职务。但是基本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自由国家中做生意的那一套总是感到不自在,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在工资方面,他们单方面决定合资公司中工作的人应该比国营工厂中工作的中国人得到更多。有人告诉我,其理由是合资工厂要求工人比在国营企业中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后者正是以低效率而著称。我告诉他们,这种工资上的差别是错误的,合资公司的工资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与国营公司一样,只有在效率和生产力有了确切的改善之后才能增加工资。

  他们希望把新工厂生产的用于国内市场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赚取外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不用多说,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然而他们对这个想法却似乎相当认真。我指出,如果他们想为中国大众制造消费品,那么这些消费品就必须简单、实用和便宜。他们必须对产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条件,例如供电情况。另外,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他们的产品还必须非常结实,既能够耐受某些地区的炎热和高湿,又能够耐受其它地区的干燥和寒冷。我还说到他们的产品必须易于修理,因为一旦产品销售分布广阔,他们就必须要在地球的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气力去建立服务网点。这意味着产品必须设计得经久耐用,在离开工厂前还要完美地通过可靠性试验。如果他们真地想为人民服务,那么质量管理就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可靠性和经久耐用一直是个问题,产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谈。

  我最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这样结实、简单的产品在自由世界的发达市场上是绝对没有竞争力的,那里的消费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味。我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想在电子工业中赚取外汇,只有一条路可走。刚开始的时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础上为外国公司组装整机,在产品中加入你们廉价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工厂中不可能既生产国内市场的产品又生产出口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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