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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但他继承的是一个陈旧的企业,而且在财务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唯美主义者,他们倾心于日本及中国的精美艺术和工艺品,将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公众活动和照顾那些艺人、工匠和古玩商的琐事中。茶道中使用的细瓷器皿,漂亮的家具、漆器以及其它伴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生活的物品,一直受到高度的赞赏,但其价钱也相当高昂。多年来,日本人总是将那些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好的艺人和工匠冠以“活国宝”的称号,例如漆匠、陶匠、纺织匠、铸剑人、编织匠、图案设计师、书法家等等。对于那些喜爱精致工艺品的人,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盛田家两代户主的这种高雅品味以及他们对工艺品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公司的生意,最后甚至将公司拜托给别人去管理。

  他们依赖于雇来的经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对于那些经理而言,只不过是谋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们会表示遗憾,但这对他们个人的生计并非生死攸关的大事。经理们最终失去的不过是一份工作,他们对盛田家的世代相传和家庭富裕以及企业的延续和繁荣都不负责。所以当我父亲作为长子继承家业时,他立即就面临着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复盛田家的财富这样一个重任。要完成这项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个从外面雇来的经理。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父亲盛田久左卫门被召回去继承家业时,正在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商务系读书。公司面临破产,父亲也知道这个情况。虽然他被迫中止了学业,但又要经受迫在眉睫的危机的考验,这不是课本上的习题,也不是举例分析,而是事关盛田家的前途。他回到家里,用事必恭亲的管理方法开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对于我们家所有的人既具有讽剌意味又十分幸运。父亲从变卖祖父和曾祖父买下的那些精美艺术品中得到了一笔钱,他用这些钱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使得无人过问的工厂又恢复了正常营运。那些变卖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宝物,虽然从经商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太明智,但它们也是家里在艺术方面的投资,而且最终还是获利,对于挽救公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父亲必须卖掉的宝物中有三件特别珍贵,一件是中国的挂轴,另一件是来自中国的铜镜,还有一件是玉制的饰物,这件饰物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间的弥生年代。我的父亲是个严肃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这些东西在他父亲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发誓,只要以后家里有钱了,一定要将这些东西再赎回来。事实上过了几年以后,这些东西就赎回来了,重新归入家里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卫门和盛田秀子的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家里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为一个小孩,我并不知道家里的艰难困苦,正好相反,我总是受到宠爱。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们称这一带为富人区。按照日本的标准,我们家的房子很大,但却有些凌乱。我们家有自己的网球场,丰田(日本著名汽车制造商——译者注)家住在马路对面,他们也有一个网球场。这条马路两边的其他邻居也多拥有私人网球场。当年我们家需要一所大房子,因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的家庭成员很多,我自己,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六岁,还有比我小三岁的妹妹菊子。当然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姑妈,她的丈夫过早地去世,所以她没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们家,他曾在法国学了四年的西洋绘画。另外还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个佣人,以及三到四个年青人,他们来自老家的乡下,到城里来读书,在我们家帮工换取学费。

  家里像是总要出事,我想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却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总是与其他人分开吃饭。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过生日,我们就会将房间之间的拉门都打开,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一共二、三十个人共同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在生日那天,我们欢聚一堂,玩一种抽奖的游戏。每个人都有奖品,欢声笑语中大家一边相互取乐,一边吃东西。举办一次这样的合家聚会,来消除由于孩子、年青的佣人和寄读的学生们引起的争执和分歧,则完全由我母亲一手操持,她是一个具有耐心的、能干的妇女。

  母亲嫁给父亲时才十七岁,她和父亲曾一度担心他们可能不会有孩子。那时候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实现在在日本还是这样,好在七年之后我的出世终于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母亲是一个文静、优雅而且具有艺术气质的妇女,她十分认真地负责管理家务,成天都忙于照看家里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家里的人是否都和睦相处,或者至少相安无事。作为一个日本的家庭妇女而言,她过于自信,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她往往坚持已见,尤其是关于我上学的事。当然她并不像现在的那些盛气凌人的“教育母亲”,她们强迫自己的孩子通过额外的补课来进入“合适”的学校和大学。我感觉到母亲对于每一件事都是通情达理的,易于与之商谈,起码比父亲容易。由于父亲担负着挽救和重整家业的重任,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公司的生意左右,所以当我需要帮助时我更多地去找母亲商量。

  我的母亲把家里的很多传统都改变了。一方面她出身于武士世家,了解传统,她自己就总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孩子们总是在一起打闹,但是等我稍稍长大一点以后,实际上甚至在我十岁以前,我就开始专心于学习了,我更加依赖于母亲的劝导。她对整个家庭负责,但她还是给了我一间有书桌的单独房间。我开始做试验时又得到了另一张书桌,因为我需要一个工作台。她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家里其他的人那样,睡在铺有被褥的榻榻米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现代化了。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希望如此,因为他们准备让我作为盛田家下一代的户主成为家业的继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卫门。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成为户主的儿子就要放弃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为久左卫门。十五代人中的长子多数出生之后都取名为常助或者彦太郎。我的父亲以前就叫彦太郎,直到他成为户主,才改名当了第十四代久左卫门。我的祖父出生时取名为常助,他继承家业后改名为盛田久左卫门,他年迈引退后,将权力与责任传给我的父亲,他再改名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时,我的父亲认为常助这个传统的名字对于二十世纪来说太陈旧了,所以他请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汉学家来为我取名。这位先生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荐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语中读作AKI,有启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这个汉字。汉字在日语中往往有多种读法,有时甚至有十几种,所以我的名字读出来意味着“启示”或者“显著”,而盛田这个姓氏意味着茂盛的稻田,我的姓与名相结合看来预示着我的一生都是乐观与充满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欢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给了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语中也可读成AKI——译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号,日历上的正式年份是从一个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太子裕仁继位,皇家也找到那位为我取名的汉学家,请他选择一个吉祥的年号。他选取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个昭字,只是读作SHO。(1986年的正式说法应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家里还向我提议,我应该真正地继承久左卫门这个名字。如果一个继承人可以证实自己无愧于祖宗,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这样做对于我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时签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说它是盛田昭夫久左卫门的缩写。我在美国的一辆大陆林肯牌轿车还有一块个人化的牌照,上面的号码是AKM-15。总有一天我的儿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长子,后改名为盛田英粮。——译者)会变成户主,他是否愿意改名为久左卫门,那得由他自己决定。当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这样做,不过这些都是本书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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