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69)

六九

　　树林子里有几个用削尖的木桩绑成的十字形，把它两根木头的一端理到土里作支架。有一副架子是空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准备在这上边锯木料。

　　这时正是春天，土地刚刚从积雪下面显露出来，却几乎还是半年前被雪覆盖时的那种样子。林子里散发着潮气，遍地是隔年的落叶，仿佛是来不及打扫的房间，到处是撕碎的旧单据、信件和表册的碎片。

　　“来回锯的次数不要太多，不然会累的。”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边说边锯得慢了，接着就提出休息一会儿。

　　林子里响着其他人吱吱哑哑的锯木声，有的一来一往听起来报协调，有的间断不匀。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头一只夜写在试它的歌喉。另一只鸽鸟却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叫一声，像是演奏一支不大通气的长笛。就连机车的气阀也学着咕咕叫的白鸽，向上喷吐着蒸汽，仿佛育儿室里酒精炉上煮沸了的一壶牛奶。

　　“你曾经说过有些事要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说，“没忘记吧？那是路过一片水泛地的时候，看到几只野鸭子飞起来，你似乎有所考虑地说：‘我想和您谈谈’。”

　　“啊，不错。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白些。您看，我们越来越深入到内地……这里整个地区处在动荡之中。咱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还不清楚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为了防备万一，彼此应该取得一致意见。我指的不是个人的信念。这种问题不可能在这春意盎然的树林子里通过五分钟的交谈就说清楚，或者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咱们三口人，包括您、我和东尼妞，目前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差别只是对外界环境理解的程度木一样罢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我们应该事先约定今后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处置自己，为的是彼此不要因对方的行为而脸红，不会由于对方而感到羞愧。”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正是需要谈一谈的。好吧，听我跟你说。大概你还记得冬天有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你带回来印着第一批法令的号外传单。也还该记得，当时我们对它是有一种多么罕见的无保留的态度。这是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计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所以，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和我们对立的。人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同意这种破坏，却对我表示了信任，因此即使我的行为举止是出于不得已，我也有责任这样做下去。

　　“东尼娜问了几次，我们会不会误了种菜园的季节，会不会错过播种的时机。怎么回答她呢？我不了解当地的土质。气候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夏季太短，究竟能不能种熟什么？

　　“是这样，不过我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当真是为了种菜园？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句俗话都不完全适用，因为遗憾的是此地有三四千俄里之遥。不行，坦率地说，我们如此长途跋涉完全是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应付当前情况的权宜之计，要想方设法把外祖父一辈留下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彻底抛弃。我们来不是为了恢复它的所有权，而是为了靠几个戈比谋生，所以才把千百万卢布公有化，并且一定要过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像让人光着屁股去赛跑，或者强迫忘掉已经识的字那样悻于清理。不对，私有制在俄国已经寿终正寝，至于我们个人，也就是格罗梅科一家，早在上一代就和敛财的欲望分了手。”

　　由于闷热和空气木新鲜，简直无法入睡。医生满头大汗，在湿滚滚的枕头上翻过来、侧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从铺位上下来，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拉开了车门。

　　粘乎乎的潮湿空气迎面扑来，仿佛在地窖里撞上了蜘蛛网。“有雾，”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下雾就肯定是火辣辣的热天气。怪不得喘气都这么困难，心里也像压了块重东西似的。”

　　下到路基上以前，医生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周围的动静。除了悄无声息和雾气以外，列车仿佛还被一种空旷、废弃和被遗忘了的气氛包围着。因为列车停在一条最偏僻的线路上，在它和车站站房之间还隔着那么多轨道，就是站台那边天坍地陷，在列车上什么也不会知道。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两种声音。

　　后面，也就是他们来的那个方面，听到的是均匀的噗噗的响声，仿佛是有人在漂洗衣服，又像是风吹动一面潮湿的旗子扑打到旗杆上似的。

　　前面传来的是隐约的隆隆声，经历过战争的医生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于是就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远射程火炮。”医生听到这种均匀平稳地滚过的低闷的隆隆响声，下了判断。

　　“原来是这样。靠近前线了。”医生心里这么盘算着，摇了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往前走了几步。过了两节车厢，列车就中断了。机车带着前边的几节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怪昨天他们显得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医生在想，“大概已经感觉出一到地方就要立刻上战场。”

　　他打算绕过车尾，再越过线路找一条到车站去的路。

　　在车厢拐角后面，一个持抢的哨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眼前。

　　“到哪儿去？通行证！”

　　“这儿是什么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带着家眷，坐的是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那证件骗不了人。黑糊糊的我才不看哪，别伤了我眼睛。这么大的雾，你没看见。一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们那帮医生正在那边使唤着十二时的家伙哪。真应该正经地敲你一顿，不过还没到时候。趁着还有条命，快回去。”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医生认定是这样。和哨兵吵一架毫无意义。不错，最好是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医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身后的炮声停止了，那个方向是东边。雾中升起了太阳，不时从浮动的昏漾雾气的间隙露出头，仿佛在浴室的水汽当中偶尔闪过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顺着列车的一节节车厢走着，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两脚一步步越来越深地踩在疏松的沙地上。

　　噗噗的声音均匀地越来越近，地势随之平缓下降。又走了几步以后，医生在一个由于雾气而显得轮廓很大的不清晰的物体面前停了下来。再走前一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在昏暗中看出迎面是拖到岸上来的几条船的船尾。他是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水面的涟调缓慢无力地拍打着渔船的船舷和岸边栈桥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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