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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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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拉拉,他参加圣诞节晚会去了。拉拉手里拿着记下地址的纸条,从那道阴森森的、让她清楚地想起一切的、窗上刻着彩色家徽的楼梯跑下来,立刻奔向位于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 直到现在,她第二次来到户外,才仔细朝四外看了看。现在是冬天。这里是城市。已经到了晚上。 天气冷得要命,路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冰,仿佛碎碑酒瓶的瓶底。天冷得连呼吸都很困难。弥漫着灰霜的空气,就像拉拉围着的那条结了冰的毛围巾那样扎人,往嘴里钻,用浓密的鬃毛刺人的脸。拉拉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心剧烈地跳动。沿路的茶室和酒馆从门里往外冒着蒸气。从雾里不断显出过路人的冻得像香肠一样通红的面孔,还有身上挂着冰凌的马匹和毛茸茸的狗的嘴脸。房屋的窗子被厚厚的雪蒙住,仿佛刷了一道白灰;从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闪现出圣诞树色彩缤纷的反光和欢乐的人的影子,就像从屋里映到幻灯前白幕布上、给街上人看的不清晰的图像。 拉拉走到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站住了。“不能再瞒住他了,我受不了啦。”她几乎说出声来,“上楼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她镇静下来之后,想了想,推开很有气派的沉重的门。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对着镜子刮脸,然后戴上硬领,使劲把弯曲的领钩扣进浆硬的胸在扣环里去,由于过分用劲儿,脸涨得通红。他正准备出去做客。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敲门便进来,并且撞见他衣冠不整的样子,弄得他不知所措。但他立刻觉察到拉拉非常激动。她两腿发软,进门的时候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仿佛膛水似的。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慌地问道,迎着她跑过去。 “坐到我旁边来。就这样坐下,不用穿上衣了。我还有事,马上就得走。别碰我的手笼。等一等。你先转过身去呆一会儿。” 他照办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英国式的服装。她脱掉上衣,把它挂到钉子上,再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从手笼里拿出来放进上衣口袋,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说道: “现在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掉。”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帕图利亚,你听我说,”拉拉说,“我有件很为难的事,你得帮我摆脱出来。你别害怕,也别问我,但要放弃咱们跟别人一样的想法。今后不能再无忧无虑了。我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不愿看到我毁灭的话,那咱们就赶快结婚吧,不要再拖延了。” “这是我一向盼望的,”他打断了她的话,“你赶快走个日子,无论哪天我都乐意。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别用猜谜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岔开话题,巧妙地避开了正面回答。他们又谈了很久,但都是同拉拉的忧愁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尤拉写了一篇探讨视网膜首要组成部分的学位论文,准备参加大学的金奖章竞赛。尽管尤拉攻读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对眼睛了解的详尽程度并不亚于未来的眼科医生。 在这种对视觉生理学的爱好当中,可以看出尤拉天性的另外几个侧面:富有创造性的天资,对艺术形象的本质和逻辑思想的结构都有一定的见解。 东尼娜和尤拉坐了一辆出租雪橇到斯文季茨基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他们俩在一幢住宅里一起生活了六年,共同告别了童年,迎来了少年。他们彼此无所不知。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习惯,用同样的方式互相说些简短的俏皮话,用同样的方式短促地嗤嗤一笑作为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坐在雪橇上,冻得紧闭着嘴,偶尔交换一两句简单的话。两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竞赛日期临近,得赶快把论文写好,但被街上年末的喧闹气氛分了心,思想又跳到别处去了。 戈尔东的系里出版了一份大学生办的胶印版刊物,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尤拉早就答应替他们写一篇评论布洛克的文章。当时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的青年人都对布洛克入了迷,到处谈论他,而尤拉和米沙尤甚。 但是就连这些念头也没在尤拉脑子里停留多久。他们两个坐在雪橇上,下巴缩进大衣领子里,衣领摩擦冻僵了的耳朵,心里各自想着各式各样的事。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两个人想到一起了。 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两个人完全变了样。他和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用新的眼光来看对方了。 东尼娜,这个相处多年的伙伴,竟是个女人;这个明白无误、无须作任何解释的明显事实,竟是尤拉无法想象的全部问题中最难捉摸、最为复杂的问题。只要调动调动幻想力,尤拉就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攀登亚拉腊山的英雄、先知、胜利者或任何男子,却决不可能想象成女人。 然而东尼娜却把这项最艰难的至高无上的任务担在自己瘦弱的肩上(从这时起,尤拉突然觉得她变得又瘦又弱,尽管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炽热的同情和羞怯的惊奇,这种惊奇就是情欲的萌发。 东尼娜对待尤拉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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