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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我采取了我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步骤。既然这些事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回事，我就没法把一个需要修理的整体拆开来，剔除坏了的零件。我只能设法使自己摆脱整体，完全摆脱它。所以我就出走了，以期自己的日子能过得好点。” 　　“你放弃了孩子。” 　　“不，我不是仅仅放弃孩子，我是放弃了婚姻、丈夫、苦恼以及孩子。我的丈夫把这许多东西都紧紧地扎成一捆，我只好把它全部撂下。” 　　“克莱默夫人，你是为什么在纽约定居的？” 　　“因为孩子在这里，他的父亲也在这里。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希望把他们父子拆开。” 　　格里森问她，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念孩子的。她声称是她出走后的早晨。 　　“你想他又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当时还没有摆脱不幸的婚姻所引起的苦恼。” 　　“抗议。证人在表态。” 　　“抗议有效。”法官说。 　　“你有没有给丈夫打过电话，说明你想念孩子？” 　　“一年前的圣诞节，我给他打电话说过。” 　　格里森出示了乔安娜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的单据，以便记录在案，乔安娜并且陈述说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了安排和孩子见面。 　　“你原来的丈夫对于你和孩子见面是怎么说的？” 　　“他对这事抱有敌意。起初，他说得考虑考虑再告诉我。后来他同意了，却问我是不是准备把孩子绑架走。” 　　“你有没有绑架孩子？” 　　“没有。我给他买了一个他要的玩具。” 　　他们出示了心理学家的调查报告。艾法莱兹大夫对双方都没有说不利的话。她把乔安娜描述为“自信的”，把她计划提供给孩子的生活环境描述为“符合孩子需要的”；律师据此证明乔安娜是合格的。接着，他们又详尽地介绍了上次母子重逢的情景，乔安娜叙述了孩子见到她多么高兴。 　　“孩子是这么说的吗？”格里森问道。 　　“是的。他说，‘妈妈．今天玩得真高兴极啦，一他们把比里的热情当成了证据。 　　最后，格里森问她：“你是否能告诉法庭，你为什么要求获得监护权？” 　　“因为我是孩子的母亲。格里森先生我们初次见面时，你跟我说：一个母亲签字放弃了监护权，事后又重新申请并获得监护权是有先例可查的。我不是律师，我不知道这样做在法律上为什么是明智之举。可是我是一个母亲，我知道这样做在感情上是明智之举。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尽量跟他在一起。他才五岁，需要我在身边。我不是说他不需要他父亲。可是他更需要我，我是他母亲。” 　　格里森充分发挥了乔安娜的作用，同时出充分利用了听证会的时间。乔安娜的证词讲到四点半才结束。阿特金法官宣布休庭，明天继续举行。这时，一个端庄婉静、姿态动人的母亲为了母亲的权利所作的辩护，一夜都不会受到反驳。 　　“别着急，特德，”尚赛说道，“我们主要还是在你身上做文章，可是明天我们也要设法挖挖她的墙脚。” 　　原告的律师进行的盘问，基本上是预先安排好的一系列问题，以期达到律师和他的顾主一致同意的某些结论。格里森的作风圆滑，尚赛则和他形成对照，显得粗鲁而友好，具有长者的睿智。他向乔安娜的证词开刀，要她说明她避而不谈的两段时间：一是出走以后到圣诞节打电话之前这段时间；一是圣诞节跟孩子见面以后到最近回来这段时间。 　　“据你说。你出走以后很想孩子。你有没有给他写信或者送礼物？” 　　“没有，我……” 　　“有没有给他寄任何东西？” 　　“我还没有摆脱和丈夫共同生活带给我的苦恼。” 　　“你没有给孩子寄任何东西来表示你的思念吗？” 　　“我打心里给他寄了东西。” 　　“打心里。这个小孩子能够心领神会你的心意吗？” 　　“抗议。律师企图恫吓证人。” 　　“你把问题重复一遍，”法官对文书说。特德坐在椅子上，上身往前冲了出去。难道法官没听见吗？难道他高高在上地坐在那里，面对着这么事关重大的诉讼案，却心不在焉吗？或许他只是想作出正确的裁决吧？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官，在这个法庭里他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文书把问题又读了一通。 　　“抗议无效。证人回答问题。” 　　“我只知道比里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 　　“你打算在纽约使多久，克莱默夫人。” 　　“永久定居。” 　　尚赛抓住永久一词，借以发动攻势。 　　“你有过多少男朋友是永久性的？” 　　“我不记得了。” 　　“有过多少情人是永久性的？” 　　“不记得了。” 　　“永久性的在三个以上、三十个以下吗？” 　　“抗议。” 　　“抗议无效。请证人回答。” 　　“介于两者之间……” 　　尚赛跟特德说过，除非能够征明作母亲的在男女问题上走了极端，否则在这上面多费唇舌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尚赛肯定别有用心。 　　“你现在有情人吗？” 　　“我有个朋友。” 　　“是情人吗？我们需要给用语下定义吗？也许你是处女玛丽吧？”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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