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舰哗变(6)

六

　　“祝贺你。”威利伸出手说。那姑娘用她那温暖、坚实的小手紧紧地和他握了一下。

　　“谢谢。我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我把莫扎特的——害死了。”

　　威利俯身穿上他的胶质套鞋，“你愿意去哪儿吃饭？”

　　“吃饭！我这就回家去吃饭，谢谢你。你不是要领我四处看看的吗？”

　　“有什么可看的？你的化妆室就是那边女洗手间对面挂着绿帘子的那间屋子。简直就是个洞，没有窗户，没有洗手池。我们每天10点、12点、2点演出。你应该8点30分到这儿。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情况。”他站住脚，“你喜欢比萨饼吗？”

　　“你干吗要带我去吃饭？你不必。”

　　“因为，”威利说，“此刻我生活中再无别的可做的事了。”

　　梅·温睁大眼睛，惊奇中混杂着野生猎物的警惕姿态。威利牢牢地挽着她的臂肘，“走吧，嗯？”

　　“我得打个电话。”姑娘说，任由自己被拉着朝门口走去。

　　路易吉餐馆是一家明亮的小饭馆，摆满了一排排用隔板分开的小餐桌。从外面寒冷潮湿的黄昏中走进去，里面的温暖和芳香味儿使人感到愉快。梅·温没脱下她身上的湿外衣就在一个靠近厨房的座位上坐下来，厨房的门是敞开的，听得见里面在油炸东西的吱吱响声。威利眼睛盯着她说：“把湿外衣脱了吧，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我不，我冷。”

　　“瞎说，这是纽约最热、最闷的餐馆。”

　　梅·温像有人要强迫她脱光衣服似的，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很傻——哎，”她脸红了起来，接着说，“别那样看着我——”

　　威利的样子像一头牡鹿——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梅·温的身材美极了。她穿一件紫丝绸上衣，系一条窄窄的月白色皮带。她一脸迷惑地坐下，尽力不去嘲笑威利。

　　“你体形真好，”威利说，缓慢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原以为你很可能长着大象一样的粗腿，或是没有胸脯。”

　　“这全因为我有过辛酸的经验，”梅·温说，“我不喜欢靠自己身材的优势谋得工作或交朋友。人们总是期待从我身上得到我不能给的东西。”

　　“梅·温，”威利沉思着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就好。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名字的。”

　　“这不是你的真名吗？”

　　姑娘耸了耸肩，“当然不是。它太美了。”

　　“你的名字叫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这样跟我谈话太奇怪了。你怎么能对我如此刨根问底呢？”

　　“对不起——”

　　“我告诉你没关系，尽管我平时是不随便说的。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

　　“噢。”威利看着一个服务员端来满满一盘意大利面条。

　　“那么你对这里很熟悉了。”

　　“很熟。”

　　威利对知道了梅·温有个意大利名字的反应是复杂而重要的：一种混合着如释重负、高兴和失望的感觉。它清除了有关这位姑娘的神秘感。一个夜总会歌手能理解并唱好莫扎特的咏叹调是个奇迹。因为在威利的圈子里，熟悉歌剧标志着出身高贵——除非你是意大利人。

　　随后，它又成了下层社会群体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特点而失去了它的标识意义。玛丽·米诺蒂是威利能够对付得了的人。她毕竟仅仅是个夜总会歌手，只是长得很漂亮而已。那种他已闯入了一场真正的恋情纠葛只是一个幻觉。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绝不会和一个意大利人结婚的。他们大都贫穷、邋遢、俗气、信奉天主教。这并不暗示这件好玩的事就此结束了。相反，他现在可以更安全地享受与这位姑娘相处的快乐了，因为那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梅·温眯着眼睛看着他，问：“你在想什么？”

　　“有关你的最最美好的事情。”

　　“你的名字，毫无疑问，真的是威利·索德·基思了？”

　　“嗯，是的。”

　　“你家是个优秀古老的家族？”

　　“最古老，最优秀的——我母亲出身索德家族，就是乘‘五月花号’到美国来的那个索德家族。我父亲似乎是个私生子，因为基思家族直到1795年才来到这里。”

　　“啊呀，没赶上那次革命。”

　　“差远了，只是移民罢了。我的祖父稍微弥补了这点不足，他当了蔡斯医院的外科主任，据认为是东部医学界该学科的大角色。”

　　“哦，普林斯顿，”姑娘轻声笑了笑说，“我们两人显然是永远抹不掉这个痕迹了。说到移民，我的家人是1920年来到这儿的。我父亲在布朗克斯经营一个水果店。我母亲几乎连英语都不会说。”

　　他们要的比萨饼被盛在两个大圆白铁碟子里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面饼子上覆盖着乳酪和西红柿汁——而在威利的碟子里，边上还撒着一些比目鱼丁。梅·温捡起一块三角形的饼，手指头一翻，就灵巧地把饼对折了起来，咬了一口，“我母亲做的比萨饼比这还好。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萨饼了。”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不，你母亲不会喜欢的。”

　　“好极了，”威利说，“我们相互理解。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要爱上你了。”

　　那姑娘的脸上忽然罩上了一层阴影，“说话可别越轨啊，朋友。”

　　“绝无伤害你的意思。”

　　“你多大年纪？”梅问。

　　“22岁，干吗？”

　　“你似乎年轻得多。”

　　“我是娃娃脸。在70岁之前，我很可能连进投票站投票都不能获准。”

　　“是的，就是——你就是这样。我想我喜欢它。”

　　“你多大？”

　　“还没到选举投票的年龄。”

　　“你订婚了吗，梅？或是已有心上人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了？”

　　“哎呀！”梅大叫道，咳嗽了起来。

　　“怎么啦？”

　　“咱们还是谈书吧。你可是个普林斯顿人。”

　　他们确实聊起了书，一边吃喝，一边聊。威利开始谈最新的畅销书，梅对这些书的知识还算过得去。当谈到他喜爱的那些18、19世纪的作家时，姑娘的对答就不顺畅了。

　　“狄更斯，”威利热烈地就他的比较文学高谈阔论起来，“我如果还有一点性格力量的话，就将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评价狄更斯。在英语像拉丁语一样死亡之后，他和莎士比亚还会留在世上。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我只读过他的《圣诞欢歌》。”

　　“哦。”

　　“你要知道，朋友，我只读完了中学。我中学毕业时，水果店的日子不好过。有时连我的服装、长筒袜子——和全家人的饭食都成了问题。我曾在一家一毛钱商店和卖橘汁饮料的摊子上干过。我碰过几次狄更斯，站了一整天再去攻他真是难啊。”

　　“有朝一日你会爱上狄更斯的。”

　　“我希望如此。我想，要欣赏狄更斯，银行里得有上万的存款才行。”

　　“我在银行里一毛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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