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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3)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

  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

  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嚼着面包,一面从桌子旁边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我得先把这碗汤灌下去。

  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也跟着报了名。心想,肚子里净是稀汤,也得装点干货进去。哪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推上了沙滩,让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又接着说:“开头事情倒挺顺当。一切条件我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经历和出身更不成问题,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倒霉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这么一个小问题:‘请您说说,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为了做做样子。有一回,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人们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奥根[这里是指第奥根(约公元前404—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一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最有能耐的一个,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竟想从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着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想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说党史嘛,我可满心喜欢学。’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让我讲讲我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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