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103)_亚历克斯·哈利

一〇三

　　六十

　　即使当康达没有任何镇上的新闻可告知大家时，他仍是喜欢和大家一起坐在提琴手屋前的火堆旁。但最近他发现自己已不再那样常与提琴手聊天——提琴手以前曾是康达前往与大家聚会的原因。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情并不是已经淡却，而是事事就是无法再与以往相似，这使他觉得很悲伤。提琴手代替康达在菜园中的职务并没有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最后克服了，但提琴手似乎还无法适应康达转身一跃成为农场上消息最灵通的人。

　　没人会责备提琴手口风变得如此紧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有名的独角戏变得越来越短也越来越少，甚至几乎不再为他们拉提琴了。有晚，在他表现得异常压抑时，康达向蓓尔探问，是否他做了或说了什么伤他心的事。

　　“不要太自责，”她告诉他，“提琴手最近几个月来不断地在郡中奔走，为白人演奏，他累得无法再像往日一样喋喋不休，这对我而言倒没关系。他现在每晚在白人舞会中演奏可得到一元半。即使主人拿走一半，他还是可以拿到七十五分。因此他何苦再为我们这些黑奴演奏——除非你愿意付钱，看他是否肯为五分钱演奏。”

　　她抬起头来看康达是否在笑，可是他没有。但假如康达笑的话，蓓尔可能会一头栽进她正在煮的汤里去，因为她只见他笑过一次——当他听到一个邻近农场上认识的奴隶安全地逃到北方时。

　　“我听说提琴手正计划省下他所赚的钱来买回他的自由。”蓓尔继续说道。

　　“等到他存够了钱时，”康达很沉痛地说，“他也已老得走不出自己的屋子了。”

　　蓓尔笑得很用力，以致她几乎栽进她的汤里。

　　之后不久，有一回康达在听过提琴手的演奏后，内心想道：即使提琴手永远无法买回他的自由，他毕竟也是尽了全力了。当他让主人下车后在树下漆黑的草地上与其他车夫聊天时，由提琴手领导的乐团开始奏出弗吉尼亚舞曲，曲调生动得连白人都按捺不住内心那股翩翩起舞的冲动。

　　从康达所坐之处，他可看到对对年轻的侧影在大厅与回廊间的门柱来回穿梭回旋。当跳舞结束时，每个人都会围站在饰满蜡烛且摆满了比奴隶排房一年的食物还多的长桌旁。当他们个个都饱餐后——那家主人的胖女儿还到厨房要了三次食物——厨娘就端了一盘剩菜和一壶柠檬汁给车夫们。一想起华勒主人有可能随时准备动身离去，康达急忙吞下一根鸡腿和某种很美味可口、黏黏甜甜，别的车夫称做“冰淇淋”的乳状东西。但身穿白色西装的主人们却在周围四处站着安静地聊了好几个小时，且不时用夹雪茄的那只手比画着，偶尔还啜着被吊灯的灯光照得闪闪发亮的醇酒。而他们那些身穿华服的夫人们则挥着手绢，用她们的扇子掩面笑着。

　　康达头一次随主人参加此种蓓尔称为“大骚动”的舞会时，他内心一直翻搅着矛盾的情感：畏惧、愤慨、嫉妒、轻蔑、疑惑——但最要命的是它所引发的孤寂和忧郁几乎花了他一个星期才回复过来。他实在无法相信这种天方夜谭似的财富竟然存在，人们竟然那样奢侈浮华地过日子。当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参加了无数次的舞会后，才意识到这些白人并不是真的如此过日子，那只是一种变相的虚浮，是种白人自己编织的美梦，是种他们自欺的谎言：幻想一切的恶因都会有善果，梦想不善待而使他们生命具有如此特权的人亦可文明起来。

　　康达曾考虑过要把这些想法告诉蓓尔或老园丁，但他知道自己无法用土霸语恰当地表达出来。此外，他们两人一辈子都住在此地，无法像他以局外人——生来就是自由人身份——的眼光来评断分析这些事。因此，他总是自己保有这些念头与想法——并希望在这些年后他能发现自己不再那般孤寂。

　　大约三个月后，华勒主人和弗吉尼亚州的每个人——根据提琴手的说法——都被邀请去参加华勒主人父母一年一度在恩菲尔德农庄所举行的感恩节舞会。他们很晚才抵达，因为主人和往常一样都会在半途停下来看一个病人。当他们的马车驶进通往大房子的林荫大道时，康达可以听出舞会已经开始，康达把马车停在前门口，跳下车在旁守候，等待传者来伺候主人下马车。就在此时，他听到附近某处有人正敲击着一种像鼓一样叫做“呱呱”鼓的葫芦形乐器，锐利且有力的鼓声让康达立刻猜出乐师一定是个非洲人。

　　康达发愣地站在原地，直到大门在主人身后砰地关上，他才把马缰丢给马房的伙计，尽快半破半跑地冲过后院来到大房子边。那越来越响的鼓声似乎发自一群正在一排灯火下——华勒家族的人允许奴隶悬挂来庆祝感恩节——踢踏跳舞鼓掌的黑人。康达不顾大家的愤怒，尖叫地拨开人群，冲进宽广的舞池中。那个人就在那里：一个瘦得干巴。灰发、皮肤黝黑的黑人，正盘腿坐在一个曼陀铃弹奏者和两个牛骨敲击者之间敲打着他的“呱呱鼓”。在这阵骚动中，他们抬起头来，而康达正好与他四目交接——倾刻，他们两人突然跳起来冲向对方，相互拥抱，而其他的黑人则在旁呆望，吃吃地窃笑。

　　他们开始用非洲语言交谈，流利之程度好像他们从未离开过非洲。康达把那老人往后推了一臂之远，仔细地端详后失声道：“我从未在此见过你！”

　　“我刚被卖到这农庄来。”对方答道。

　　“我主人是你主人的儿子，”康达说道，“我为他驾马车。”

　　周围的人开始很不耐烦地喃喃报怨，等着音乐重新开始，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对他俩公开用非洲语交谈感到极端不舒服。康达和那个敲击“叭叭鼓”的人知道他们不可以继续触怒这些群众，否则就会有人向白人密报。

　　“我会再回来！’康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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