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在倒塌(51)

五一

　　在这部小说中有十段滑稽模仿或拼凑的内容，模仿的作家（按字母顺序而非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有约瑟夫慷拉德、格雷厄姆书林、厄尼斯特·海明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兹·卡夫卡、D·H·劳伦斯、F·R·罗尔夫、巴仑·科尔沃（《哈德里安7世》的作者）、C·P·斯诺与弗吉尼亚·吴尔芙。此外还提及了其它一些作品，如威廉·戈尔丁的《自由落体》，一些文学流派与类型：切斯特顿一贝洛克散文风格在“埃格伯特·梅里马什”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小说中还有一段描写研究生雪莉酒会的内容，我想这是对后爱米斯校园小说的精心提炼（三位心怀大志的小说家在场，他们不停地记笔记），但是更带有马尔考姆·布雷德里的《吃人是不对的》（一九五九年）的印迹。

　　马尔考姆一九六一年到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比我晚到一年。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与合作者。一九六三年，通过马尔考姆与伯明翰剧团艺术导演的关系，我们两位以及一位颇有才气、名叫吉姆·杜凯特的伯明翰大学的大学生（他不幸于一九八O年英年早逝）受托为该剧团写一部时事讽刺剧。当时正值讽刺剧盛行之时，《天那边》（Beypnd the Friflg6）与《那一周》（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非常流行。我们写的这部讽刺剧帼壁之间》在一九六三年秋天按照预定日程上演了一个月，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尽管观众们在公演进行到一半时受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事件的巨大影响。朱莉·克里斯蒂，一位年轻女演员在该剧中担任了角色。当时她在该剧团的薪水是每周十五英镑，目的是获得表演经验，尽管最近她在电影批利·里尔》中表演非常出色，极有可能以此成为一名赚大钱的电影明星。我们三位作者从演出获得的收入要比朱莉·克里斯蒂少得多，但是我并不吝惜自己花在上面的时间与精力，因为我获得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上演的经历和坐在剧院中仔细观察如同许分人一样，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干什么。

　　当时我正坐在位于车站街的老伯明翰剧团剧院正厅前排座位上，观看师壁之间》的演出。在上半场的一个人物素描中，一位应聘者去面试时为了表现出满不在平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台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的晶体管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听。演这个角色的演员上台时往往拿着一台真的收音机，播放真实的节目。在那一天晚上，突然插进一则紧急消息：“肯尼迪总统遇刺了。”那位演员赶快关掉了收音机，但是有些观众已经听到了这一内容，开始悄悄地但又不安地笑起来，认为这是一个低级趣味的笑话。在中间休息时，所有的人都发现了那个可怕的事实，演出的下半部分遭到了彻底失败。观众们对剧中每一句台词的反应的经历。我真是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相比较而言，那部作品微不足道，而且寿命很短，但是它采用了喜剧手法，对我而言，这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写的头两部书《看电影者与姜》与《你这个傻瓜》的确也有幽默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讲都是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写《四壁之间》的经历，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讽刺性、闹剧式与滑稽模仿之类的作品充满了热情。我认为正是这一发现把我从精心构制的现实主义小说樊笼中解放出来。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实验小说。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了存在于我从文学批评角度对现代派著名小说家的仰慕之情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由本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作品构成）之间的矛盾。而这部看似喜剧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缓解上述矛盾的方法。

　　因此，我与马尔考姆·布雷德里的交往以及他的喜剧性作品所提供的范例是导致我的写作风格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一书的献词及其中的雪莉酒会一节都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几年之后，马尔考姆离开了伯明翰大学前往东安格力度亚大学任教，现在他是那里的美国研究学教授。我们两人都为这次分离而感到后悔，然而这也许是一次必然的分离，它将有利于我们各自文学生涯的健康发展n我们现在经常来往．关系非常密切。在公众眼里，我们两个人经常被混为一体。（有一次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另外一个人打赌说我和马尔考姆·布雷德里是同一个人，请我做出公断。）

　　再回到《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我非常清楚大量使用滑稽模仿与拼凑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尤其是要冒使读者产生迷惑与隔阂、无法弄清所暗示内容为何之险。我这样做的目标是争取让这类读者完全读懂故事情节的叙述以及风格的经常性转换，并让他们感到非常满意，同时使那些文学修养比较高的读者因为发现了书中滑稽模仿的内容而获得另外一层乐趣。这就意味着采用滑稽模仿时必须相对谨慎，在具体章节中尤为如此。在后面几章中，滑稽模仿部分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明显。　

　　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我故意将最后一段文字设计为全书中最明显、最恰当及最不同凡响的滑稽模仿。与此同时，随着该书逐步走近尾声，我意识到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即从亚当·埃普比的妻子芭芭拉的角度来对他们的婚姻问题做简短的审视。但是这种迟到而又突兀的“叙述角度”的转换能否避免即席发挥所产生的生硬与不协调之感？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寻找具有高潮效果的滑稽模仿的过程成为一种获取灵感的愉快过程，这使得小说创作这一繁重劳动变为一项值得一做的工作。所有现代著名长篇小说中．有哪一部直到小说结束前一章中还是丈夫思想与观察对象的妻子在最后一章中突然变为叙述的主体并就丈夫及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令人哭笑不得但又切合实际的女性观点呢？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该书将全部情节浓缩到一天之中，每个章节都采用不同的叙述风格，（我后来意识到）向我提供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一书的基本模式。我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莫莉·布鲁姆那段著名的、没有逗点的内心独白：我的小说可以像乔伊斯的小说那样结尾：主人公回到家中与妻子团聚，他躺在婚床上熟睡，而难以入眠的妻子开始在朦胧中思考男人的各种弱点，性生活充满的各种悻论以及他们的热恋与结婚史。我把莫莉的一个关键词“是的”更换为一个更具临时意义的词，因为这更符合色色拉的性格以及小说结尾时的乐观与无奈同在的氛围。我原来一直打算在最后一章中打消芭芭拉焦虑不安的心情。后来当我想到《尤利西斯》中莫莉的经期也是在最后一章中开始时，于是想如果此前我不知道这一点有多好，这可真是两位作家的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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