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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绑架(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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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的时候,经过数百小时的跟踪,我们选定了六七个罕见的美女,对于她们每个人,我们都有厚厚的材料。埃莱娜最近的邮件来得很急:她不耐烦了,担心我们的结果。她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厌烦。她向我提了一连串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弗朗切西卡给她上哲学课,但她宁愿用一小时的自由来换取德国的理想主义:和我自由地呆上一小时。我的回答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我在录音带中抱怨自己,请求我的女朋友等待我,理解我,有三四次,我重复着同样的句子。5分钟的录音,很长啊,每次都要有新内容可不容易。 当房间准备好的时候,斯泰纳和弗朗切西卡开车队汝拉山赶来了,雷蒙则回去看守埃莱娜。显然,三个人决不可能同时在一起,除非是在山中的木屋里。分开两个月后,这对夫妇突然出现,我感到非常愤怒。我在雷蒙身边所享受的特权随时都会失去。我在饭厅里不自然地和老板们一起吃饭。谈话很不热烈,尤其是弗朗切西卡在场时。她曾想让我干家务活,上街买东西,但斯泰纳,他是大老板,想雇一个家庭妇女来打半天工。 我试图和“晾草架”的主人套近乎,但我们的关系只局限于表面上的友谊。他很可爱,给我带来了埃莱娜的两张照片。我觉得她很健康,尽管有点臃肿。在巴黎,斯泰纳又变得贪婪起来,活跃得惊人。有一天,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谈起了我的小说,他心不在焉地听着,目光被几个女人吸引住了。她们的裙子和衣衫被风吹得紧紧地贴在身上。我发觉斯泰纳非常兴奋,目光从一个女人身上滑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不但没有感到愤怒,反而一副贪婪的样子,想扑到她们当中去。他垂涎三尺,死死地盯着那几个女人。他是扑到鸡窝中的狐狸,尽管狐狸已发誓再也不吃鸡。我大为震惊,把话说了出来。 “行行好吧,”他粗暴地对我说,“别这样!我不需要第三个伪君子!” 毫无疑问,在这三人帮里,雷蒙是我惟一的盟友! 就这样,我们保留了6个“样品”,但还得去掉3个。斯泰纳和他的妻子租了一辆玻璃有色的汽车:我们跟了每个“样品”一整天。早上,她们一出家门就被我们盯上了,我们陪着她们走,一直陪到吃晚饭,除非她们是在饭店里吃。斯泰纳把自己高大的身躯塞进驾驶座,负责开车,弗朗切西卡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我们的“客人”,我负责摄像。晚上,老板娘经过深思熟虑,仔细看过照片之后,以跟罗马皇帝相反的方式进行定夺:拇指朝下,那姑娘就被赦免了;拇指朝上,那女孩将受到惩罚。我怎么也搞不懂老板们是根据什么标准作取舍的。在他们看来,美是分等级的,其中有流星,有转瞬即逝的偶像,也有不可置疑的妩媚。所以,他们不要长得时髦的,不要昙花一现的,不要如同从工厂里做出来一样的综合的美,更不要那些假装可爱,其实脸上已刻上岁月印痕的女人。当只剩下三个竞争者时——其他几个只因不完美而被宣布无罪——斯泰纳和弗朗切西卡举行了一场判决仪式。 他们拉上窗帘,把客厅变成了法庭。对档案了如指掌,放着幻灯片和录像,梳理着被告的身世。谁都有权进行公平的辩护,哪怕判决准确无误。“重罪罪犯”的名单列得很细,最大的罪行往往是富贵、美丽和风姿绰约。事实上,这些亵渎美的人恰恰是崇拜美的人,只不过他们感到失望罢了。他们谴责使他们心醉神迷的丽质和打扮。他们醉心于他们未来的受害者的美貌,就像父母为婴儿迈出第一步而欣喜若狂一样。一连三个下午,他们关在家里欣赏和观看一场戏。这场戏的每个细节我都熟悉,因为材料是我收集的。我陪他们参加为人体美学而举办的一场世俗的弥撒。他们用放大镜久久地察看“样品”的脸蛋、脖子、身体的曲线和光滑的皮肤。他们发现“样品”的父母都很一般,于是惊叹“垃圾堆里可以长出最漂亮的玫瑰”。他们对这些姑娘丝毫没有敌意,只有巨大的怜悯。他们为他们的猎物而痛苦,还没开始折磨她们,就为她们感到难受了。但是,有多少理由恭维她们,就有多少理由牺牲她们。赞扬和指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回心转意。他们不是为了满足不光彩的感情的普通人,而是冷静、公正的审判官。被他们选中的温柔、漂亮的女人,没有一个想得到在某个地方,在巴黎的一套公寓里,有对小小的阴谋家已经指控她们有罪,准备惩罚她们。 第一个被告由杰洛姆·斯泰纳介绍,他掌握了她的许多照片,洋洋得意。这个姑娘叫克莱奥·拉韦斯卡,波兰人,是个金发美女郎,大腿又长又壮,芳龄22岁,身高1.75米,完全符合标准。甚至连我这个对这种事情无动于衷的人也觉得,她是一个罕见的尤物:一张圣母般的脸,一对杏仁般的灰蓝色眼睛,雪白的皮肤无可挑剔。不论从哪儿看她,她都像一颗从珠宝盒里拿出来的珍贵的珠宝,像一匹纯种的母马。我想起她来了:3月份的一天,我和雷蒙在卢森堡公园遇到她,然后,便盯上她了。这个出色的女子默默无闻地在城市规划办公室工作,照斯泰纳的说法,她缺少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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