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客的消失(2)_盗美贼

怪客的消失(2)

　　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天一擦黑，巴黎所有的疯子都冒出来了，又孤独，又忧伤。他们急急忙忙来到急诊室，像是一群求情者，从巴黎的墙里钻了出来，如同奶酪上的霉菌。他们吵吵嚷嚷，火气很大，十分冲动，因为生病而郁郁寡欢。他们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应该把我的时间、精力和青春献给他们，他们觉得我献身于这些低下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住院实习医生、普通科医生、护士，我们这些人不足以吸干这些痛苦的潮水。痛苦率几乎是可以察觉到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测量出巴黎的污染率。病理随着黑夜的变化而变化，似乎每一个小时都有每一个小时的特例。我发觉自己不配当医生，于是赶紧取出藏在头发中的听筒，并把线塞在白大褂的领子里。病人好像在窗后跟我说话，我好不容易听到几句，否则对方都看得出来我没在听，病人看着我，乞求我的同情和关心。我暗中发笑：“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在乎你！”音乐创造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我可以避开别人。巴赫的音乐可比男人的呻吟动听多了。

　　我空忙了一阵，突然感到恶心。我从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我上班是不化妆的，怕那些东西有害。现在，我突然很想化妆。我打开化妆盒，往脸上涂了几笔，一点都没用。不管怎么弄，我还是那么苍白。脸是不听人指挥的：当我们忘记它时，它突然像黎明的旭日喷薄而出；当我们以为能控制它时，它却收缩了，起皱了。我逃到院子里：天太热了，暴风雨随时都会来临。医护车和警车接连不断。邦雅曼的离开使我。心里很烦，我失去了讲故事的人和故事的线索。

　　为了寻找安慰，我打电话给阿伊达。在把她送回到那群矿工当中去之前，我请一个女邻居照看她。这个小女孩是我三天来见到的惟一美好的东西。在电话里，我发现她惊恐不安。我告诉了她关于她奶奶的消息：老太太有精神错乱的预兆，加上主器官有些损坏，她必须隔离。事情显得很复杂：博埃尔迪厄夫人，这是她的名字，发现自己毁了，她在马莱的公寓多次被债权机构抵押。心理的混乱加速了经济的崩溃。扣押期临近了。我认识才24小时的阿伊达突然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财产。她的亲人都死了，眼看要被送进慈善机构。在这令人窒息的8月，她突然遇到了这么一个奇迹。现在，她在电话里哭，求我把她奶奶还给她。医生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更喜欢悲痛者一些。但我已精疲力竭，无法同情她了。我已经老了200岁，我没有行善的义务。“对不起，阿伊达，别哭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我答应明天去看她，然后便把电话挂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候诊室像一个凌乱的杂物堆。面黄肌瘦的小个子和破了产的坏女人发泄着对社会的仇恨，大骂警察；一个吸了毒的年轻人，瘦得非常可怕，由一个黑齿龈的女孩陪着，大声吼道：“我日你娘的，婊子，我吸你！”不知道这是请求还是威胁。一些不幸的人走投无路，过着所谓的生活；一些浑身鲜血的人伤口流着脓，吓坏了其他人。7个年轻的外国人手上持着手铐，被带进来照X光：他们被怀疑吞了藏在避孕套里的海洛因。外面，在圣母院的广场上，许多粗俗的女人躺在长凳上；对面，有个肮脏的老头，穿着衣服，衣不遮体，身体一半露在外面，正在跟天空聊天呢！一个女人围着他跳舞，掀起裙子，用手摇晃着几乎是黑色的内裤。在这乱七八糟的人群当中，警察们闻到了骚乱的味道，提高了警惕。今天下午，他们在主宫医院内部的监禁室关了一个受枪伤的无赖。红蓝两色的警灯在院子里闪着，穿着雨衣的内务警察在走廊里来来往往，对着“噼啪”作响的对讲机轻声说话。

　　我是为数不多的不感到害怕的人之一。这就是心理极度混乱的好处：它抑制了一般的感情，觉得把普通人吓得要死的东西非常可笑。恰恰相反，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情况不妙，所以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倒霉。如果有人对我说，有一帮精神失常的人往病人身上浇汽油，要把他们活活烧死，要刺死医生和护士，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我会支持他们。半夜一点左右，收进来4个妓女，她们跟足球俱乐部的马德里支持者吵架，受了伤。这下可热闹了！她们进来时，一副好汉的样子，鞋跟“噼啪噼啪”地响，身上布满伤口和血肿。她们迈着骄傲的步伐，用自行车的链条绑住了企图逃跑的故人，并在他们身上挂着布满铅弹的仿造的男性生殖器。她们穿着极窄的短运动裤，挺着轻轻颤抖着的雪白胸脯。她们不像是女人，更像严肃的神灵和女巨人，只需一下就能要对手的命。我不无赞赏地望着她们，心想，自己为什么不从事这个职业，为什么不是吸满精子的妓女？所有的男人，不管年龄大小，条件好坏，都会趴在她们身上寻求痛快，发出公猪一般的嗥叫声。这些供人取乐的“女工”，要价不高，但绝对会让您痛快。在她们面前，治安警察也放松了戒备，把步枪斜挂在肩上。这些女人被消毒、缝合和包扎以后，想跟男护士们喝一杯酒。她们在长长的吸烟室尽头抽着美国烟，哈哈大笑，然后离开了医院。

　　夜尽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除了那几个挺着胸的妓女和一些神经紧张的病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淹没了我最后那点儿反抗的意愿。狂风暴雨袭击了斯德岛，地上水淋淋、白花花的，像啤酒一样。树木被打掉了叶子，有的烟囱和电视天线也被刮倒了，像拔离下巴的牙齿一样垂着。我在医院里闲逛，避开保安，总希望能在楼梯的拐角或门后突然听到我那个矮小的病人讲话，听到他细弱的声音。他背叛了我，这使我受到了伤害。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没有他的忏悔重要。48个小时来，我一直在想他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比周围的人更让我感兴趣。我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阿伊达不在，睡觉也没什么意思。天亮时，我走到六楼的外走廊，靠在栏杆上。走廊还湿湿的，下面就是花园，对面是莫贝尔和圣热内维埃夫山。屋顶层层叠叠，像是倾覆的船，闪闪发亮，退潮时被搁浅在沙滩上。天下着毛毛雨，气温下降了。雾中的艾菲尔铁塔像一个咖啡冰淇淋。我坐在楼梯上睡着了。一只肥大的雄猫走过来，靠在我身上。它眼睛亮晶晶的，布满片状的斑点。我们俩都需要友爱。

　　7点30分，我下班了。我去告别，当然，谁也不会舍不得我。让人恐慌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我可以马上去昂蒂布找费迪南，发一阵疯，当面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但我讨厌争吵。有些女人喜欢精神失常的人，她们爱的不是人本身，而是那种失常。她们玩弄那种不幸，从中得到满足。

　　我在被垃圾弄脏的广场上闲逛，夜里的那场大雨使排水沟里的水都溢出来了。我又沮丧，又慌张，精疲力竭，都忘了自己还活着了。我看起来一定像个流浪者，挎着一个一半敞开的小包，脸上化的妆已一塌糊涂。游客们守纪律地排成队，聚集在圣母院前。大家都那么听话，接连不断地在正面拍照。他们穿着短裤，坚决要来瞻仰这个圣地不可，手指按着照相机的快门，准备把上帝当场抓住。游客们非要把他们所见的东西变成胶卷才会相信，

　　我想在河边走一走。河堤上到处都是大小便。塞纳河，水黏黏稠稠的，拍打着桥拱，恶臭扑鼻，让人窒息。在巴黎，总有人大小便失禁，把粪便拉得让大家都看得见；水沟成了宝贝，城市管理部门发明了把粪便直接排入污水管的管道系统。我发现，那些睡在桥底下，睡在纸箱上或偶然得到被子的流浪汉到医院里来看过病。最终，我会想他们的。我上岸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要了一杯奶油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温暖的微风吹拂着皮肤，鸟儿用它们细小的喉咙发出难以置信的和谐的声音，树回应着它们的叫声。当鸟儿高兴起来时，它们也随之摇动。自动扫路机用猛烈的水龙头冲刷着地面，让人闻到一股湿漉漉的强烈的沥青味。

　　我在巴黎生活了8年，从未进过圣母院，对于我来说，它是属于导游们的陵墓，是世界大博物馆的一个部分。我不喜欢约定俗成的杰作。然而，那天上午，一个小小的细节使我对这个旧东西感到了兴趣：人们在清洗它，它的上半部分已消失在脚手架当中，脚手架的篷布被风刮得“噼啪”作响，具有一种戏剧的效果。这样包着，它显得特别脆弱，成了时间攻击的目标。妖魔鬼怪和檐槽喷口上的动物个个凶神恶煞，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但我在给人看病的每一天都能已到许多怪事，相比起来，那些东西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今天，我不能一次都没进去过就离开斯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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