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调乏味的生活(3)_盗美贼

单调乏味的生活(3)

　　我走了出去，不再跟这些摇摇晃晃、醉醺醺的人说话，好像与这些精神脆弱者接近，我自己也乱了套似的。我不是来治疗精神失常的，而是来证明自己理智脆弱的。当衰落成了准则，健康就变成不正常了。这是一个怪圈。护士们差不多每小时都到公共客厅来透气。我们被搁浅在桌边，精疲力竭。就像水手们在迎击新的风暴之前来喝上一杯一样，我们互相说些闲话。地铁每次轰鸣着经过，杯子都会颤抖起来。我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我夜间的同事们，那些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苍白、消瘦，已头发稀疏或大腹便便。我乞求道：上帝啊，永远不要让我变得跟他们一样。我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在住院医生考试中我是最后几名之一，勉强拿到学位。他们没错：我讨厌医学。

　　时间应该差不多到午夜了：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把一位老先生送到门口，他因精神压抑前来求诊。我喜欢老人，他们超脱肉体，庄重地与世界隔绝。那是些纯粹的火光，在那儿，精神压垮了肉体和感官。我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景：在候诊室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跌倒时露出了膝盖；一位碰了一鼻子灰的午夜美女，把极短的裙子拉得高高的；两个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的俄国叛节者；一个因胃病而来看病的年轻人。在角落里，有个可怜的穷人，戴着手铐，一个值班警察看守着他。他有这种本领：善于伪装。假如人们想看他的脸，他就呻吟起来，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戴着我们这里骑自行车的人防汽车废气用的那种保护面罩，一顶穿了洞的羊毛无沿帽紧紧地扣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也许选择病人就像选择爱人一样，仅看模样。我想也不想，立即走向看守他的警察，露出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威严，对他说：“那个人由我来。”警察盯着我，如释重负：

　　“我先告诉您，他没有任何证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

　　“很好，弄不清身份，健忘症。我来看。”

　　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能见到。许多人很感人，也有许多人很吓人，但我的这个病人却很奇特。他嘴里含着果壳，好像日本或韩国的骚乱者，遮住脸与警方对抗。他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与中世纪乞丐杂交的产物，穷汉和任自己死在害虫当中的臭烘烘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副样子，他穿着鹿皮鞋，没穿袜子，长裤污迹斑斑，衬衣已被撕烂，露出被太阳晒红的皮肤，瘦弱的身体皮包骨头。收容队是在圣路易岛河边的一张长凳上发现他的，当时他正在一群流浪汉和地下情人当中。他被带来之前曾进行反抗，警察因为他可怕的叫喊才没有扯去他的面具。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马蒂尔德·阿亚基医生），让人给他打开手铐，并向他保证说，我们将尊重他的意愿。眼下，我们要把他弄干净，给他看病，晚上对他进行观察。我迅速给他号了脉，量了血压。他向我抬起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若失，就像被香烟烧出的两个洞。我不知道明天怎样向同事们解释是怎样收他入院。这会儿，心理治疗已经结束，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在内科作了登记。秘书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皮肤已晒成古铜色，双手戴满戒指和手镯：她坐在小窗后面，露出灿烂的微笑，显示出一副富贵的样子，让人想起另一个比这个贫穷、痛苦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王后，君临着一群被罚下地狱的人。在这个冰冷的背景下，她是一个仁慈的小偶像，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家都在这儿全心全意地工作时，我却三心两意。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找到了好好工作的理由。但她看见我的顾客时，却嘀咕道：“你今晚的猎物有点发臭了。”这话使我有点不悦。

　　这个男人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让人把他一直带到房间里。我们给他检查、洗澡、更衣。一小时后，我关着门，在一个隔离室里询问他。他一脸沮丧的样子，低垂着头。我问了他好多遍为什么要遮住脸，是不是要遮住某个伤疤、某种缺陷，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言不发。假如您想跟我说话，请告诉护士，她会通知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整个晚上随叫随到。”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殷勤感到后悔。他的这种装扮显得有点可怜：一个惶恐不安的面具使本来多变的面容只剩下一种表情。我忘了是什么驱使我对这个举止可笑的人产生兴趣的。我在留给白班的病历上给他编造了一种病，但愿不会有哪个吹毛求疵的医生让我作出解释。

　　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极了，一阵快感使我醒了过来。但这是一种仇恨的快感，带有一种想杀死费迪南的意愿。我浑身是汗，在床上站起来，热得身上黏乎乎的，心怦怦直跳，我湿透了，肚子像个五味瓶在翻腾，费迪南甚至不在场接瓶里的东西。他不但要让我发疯，而且要控制我的睡眠，与我一道憎恶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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