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13)

一三

　　他看着我们。

　　我只这样说：您绝没有被抛弃，您的母亲、我和上帝都没有抛弃您。因为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您都在寻找词汇，写出了一些文字、一些句子和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故事。如“卡布里，结束了”，还有马赫的曲子，舒伯特和埃迪特·皮亚夫1的曲子和歌：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会爱上你，这真是疯了。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也疯了，我哭了。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直到1996年2月29日，您毕生都在寻找真实。必须写出这些真实，让人们在每一页都能读到这些真实。人们听到您在讲这些真实。您在寻找词汇，您找到了，您把它完完全全地说了出来。您就是这样生活。

　　您经常这样说：“我不搞文学、不搞电影，我做别的事情。”然而，您在写故事，简单的故事，让人流泪的故事，让人开心的故事。您喜欢卓别林，喜欢查理1的所有电影。它们让您哭，让您笑。您说：“真是个天才，绝对的天才。”我说：“您融拉辛2与卓别林为一体。您生活在这个神奇的时代，惊人的喜剧与真实的严肃的时代。天真而严肃的真实。就像那些孩子，他们玩得很认真，知道自己是在玩，但忘了那是一场游戏。”

　　您说：“杜拉斯并不存在。”您说：“杜拉斯就是作品。”我说：“杜拉斯这个名字含有神圣的意味，只要阅读就够了。真的，懂得阅读。读懂文字，读懂字里行间的东西，读懂书中真实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读到某些真实的东西，谁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那就是正确的东西，美的东西，也是简单的东西，您会看见，读的时候和读完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寂静。文字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又是那么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文字，世上将一无所知，什么都没有。也许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最早的那些男人想证明某种东西。也许是爱情。光说出来是不够的。怎么说呢？怎么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不，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写下来。必须让加尔各答失宠的那个副领事对法国大使夫人这样说3。必须由您，玛格丽特·杜拉斯把这些话写出来。”

　　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

　　否则的话，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不能谈，不能说，没有爱情，什么都没有。

　　您去世前一天对我说：“请您原谅我的一切。”我今天仍然这样对您说：“有什么要我原谅您呢？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您想让我原谅什么我就原谅什么。可是，不该由我来原谅，我想，也许需要原谅的恰恰是我。到底原谅什么？必须原谅什么？原谅爱得不够，永远不够。我也一样，爱您爱得不够。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我也同样，我对您也不总是公平、公正；我也同样什么都想干。不仅仅是为了您，不，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和您一道。说实话，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为了书。我们在“黑屋”里把书和爱情都献给了众人。

　　这就是我要跟您说的话。这些话您早就知道了，而我却不知道。您瞒着我，因为知道这些东西也许太让人受不了。太沉重，会让人自杀，会让人不想承认。所以，还是需要过日常的生活，需要夫妻之间的爱，需要妒忌、刻薄、不信任。重新看了《音乐》，并作了修改，所有那些情景都不要相信：手提箱被扔到了外面；“结束了，我再也不爱您了，您是个大笨蛋。”我挥拳揍您，您说：“扬，求求您，别把我杀死，我身上到处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要报警了。我不想死。”还有，在郊区的小酒吧里喝酒，不固定哪一家；晚上在布洛涅森林中散步；车门用钥匙锁了两道，戒指藏在座椅下：“扬，谁也不知道我们把它藏在这里。强盗们为了抢戒指会把您的手指都砍掉的。”您说：“我在想，人怎么会去卖淫。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您看着来来往往、东张西望的男人、女人和喜欢穿异性服装的人。我们在恐惧中看着，想起了所有那些人。我们和他们一样，因为我们也去那里，在布洛涅森林里。两人一起。

　　是的，所有这一切和剩下的一切都无法说出来；写作和电影拍摄计划、许诺，以及诸如“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然后又改变主意，做别的事去了。必须写作，每天都得去基依伯夫，到拉马利纳酒店去喝一杯，看渡轮从勒阿弗尔那边，从塞纳河的另一边前往杰洛姆港：“看，扬！那艘船多漂亮啊！它在开动，在横渡塞纳河，在忙自己的活，只忙自己的活。”于是，我们也上了渡轮。我们从汽车里钻出来，您站在船舷边。过渡需要几分钟。您看着水，看着塞纳河，看着那条河，说：“湄公河。”

　　我们上岸，沿塞纳河一直开。有时一直开到维尔吉埃，然后又乘渡轮回到基依伯夫。后来，在一本书中将出现艾米丽，出现一首曾经失踪但全世界的人都读过的诗，出现了她和他，船长及其夫人。“我爱他们爱得发疯。我从来不曾写过这样一本书，如此真实，让人要哭要叫。”

　　那本书叫做《艾米丽·L》。

　　7

　　对，大家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我们跟大家一样。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命运是相同的，痛苦是普遍的，人人都有痛苦。只有一种爱。您我之间的爱也不例外。从此以后，您的肉体就消失了，因为您死了，因为您躺在蒙帕纳斯的公墓中。我去那里看您，却又不敢看。我沿着墙打那儿走过。那是个封闭的、有人看管的地方。晚上，门关了，您被关在里面，有人看守着您，就像加尔各答的官邸。在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是封闭的、有人看管的地方。这里也是，刻在石板上的名字有人看守。来访有时间限制。我不敢看您的名字，不敢读您的名字和您的生卒日期。

　　那是什么意思？

　　3月3日的两星期后，我离开了圣伯努瓦路五号。我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都死了，那套公寓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已经不存在了。我提了两个大包，去您留给我的那个房间，它在同一条马路的另一头，在花神咖啡馆附近。“至少您会有个藏身之地。扬，我不想让您露宿街头。”

　　是的，我穿过马路，来到那个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后来，我感到害怕起来，越来越少出门。我整天吃、喝得更厉害。我吃了几个星期的比萨饼，然后又吃了几个星期的古斯古斯1，接下去又吃了几个月的春卷、越南菜和中式色拉。我不再出门，我害怕了，不想活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杀死，我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不加选择。我看着，我看见了画面，我听收音机。不听法国音乐台，不，只听歌曲，只听一些无聊愚蠢的东西。一切都不错，一切都适合我看。我再也不看书，只看报。我每天出去到报亭买《解放报》和《世界报》。我决定在窗口上吊。我在窗角用皮带系了一个圈，爬上一张椅子，把头钻进圈中。好了，头进去了。试验成功，后来，我又想，身体太重，会把皮带绷断的，或者会把窗框给拉下来。我想，我只会被勒一下，但吊不死。这不是个好办法。我想起了地铁，想起了塞纳河，想起了手枪。但怎样才能买到枪呢？我这副样子怎么去买枪呢？我不能这样出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不洗澡，不刷牙，不洗头，脸也不刮了。人们会觉得我是坏人。脏兮兮的一定看得出来。脏兮兮的衫衣，脏兮兮的被单，成堆的报纸，红酒瓶、白酒瓶、玫瑰红葡萄酒瓶，所有的瓶子都扔在地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几个月后，地上几乎全是报纸和酒瓶。无处落脚。但剩菜剩饭我还是扔到外面去。我想，至少不要搞得臭气熏天。我头脑十分清楚，有一点点醉，醉得恰到好处，可以随时睡着。再也没有白天，没有时间，没有黑夜，我生活在那堆垃圾中。这句话很贴切：我就是一堆垃圾。这对我有好处。我至少是一堆垃圾。我什么都不想。我不想您。有时我想起您，我便说应该去公墓了，上坟，拿掉枯萎的花朵，整理一番。我上不了公共汽车，上不了出租车，无法横穿圣日耳曼大街。我怕跌倒，怕遇上什么人，怕别人看见我这副样子，怕别人问我情况怎么样。是的，很好。我都不会走路了。快关门了，我才迟迟来到烟草店。我要抽烟，这使我不得不去那儿，不得不穿过大街，去买一包本森牌香烟。我浑身发抖。我怕自己走不到那里，然而，我每次都能走到那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有烟了，可以抽上几天。那个年轻的中国人马上会给我送酒来。还好，我还没有自杀。我甚至不再想自杀。我躺在床上，抽着烟，听着收音机里的东西。一切都好。我活着。谁会到这里来找我？我关在这个垃圾堆一样的房间里而您却不在。这不是抑郁，不，仅仅是一种疲劳，巨大的疲劳，一种自“80年夏”起就产生的疲劳。这完全是由那种生活，那些书，由您，由我，由我们一起生活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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