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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1870年12月,华盛顿来命令,调卡斯特回去,这可能使他感到最大的解脱,因为这支军队正在重新组编。

  他再次想摆脱军队,他刚满30岁,风华正茂,完全可以去开创新的生活。

  在等待政府的安排并为自己的前程做打算期间,他访问了纽约,并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情意绵绵而又冗长不堪的信,罗列了一大堆琐事:

  当一个大胖子的腰肥得只能用吊带提住裤子时,你将会做何想……我买了些乐曲集:Chanpagne Charlie,Letter Song,艾米的Perichole和Lni D,以及普尔斯吉尼的La Gramde Dnches。……茧绸太阳伞很时髦,有的还镶着彩色,褶边。没有多少人梳发髻,流行的发式是早上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下午卷起来,发梢弄成个小卷儿。

  他尾随街道上漂亮的少女寻开心,并写信给伊丽莎白,说有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曾几次从他住的旅馆前走过,显然是在勾引他的注意。他也跟了她两回,她回过头盯他。他谢绝了这主动的表示,脑子里却想着要让自己显出有意的样子,还查出了她的住址。“就在贝尔蒙特先生家对面”,他看着她走进房间,然后在她窗前走来走去,直到她出现在窗前。

  卡斯特把被压抑的激情都用在了给伊丽莎白的每封信的每页纸上。“托伯特将军邀我去了他的特拉华家”,他说“他要甩掉我的缰绳,然后把我撵进一个桃园里任我寻欢作乐”。

  1871年9月3日,卡斯特被委派到肯塔基的伊丽莎白镇,担任那儿两支驻军军哨的指挥官,镇子距路易斯威尔城南几英里。在妻子未到之前,他在一间毫无生气的房间里过着无聊的生活,所有的夫人小姐们都焦急地围着他转,希望能陪他去参观当地的奇观——猛犸洞,但没有伊丽莎白在身边,卡斯特是不肯去的。

  他的士兵除了去“骚扰”那些非法酿酒的人和三K党之外,也无所事事。卡斯特再一次感到了无聊,伊丽莎白也发现他们的新家成了令人十分厌倦的“最平静最无聊的地方。”一整天死气沉沉,只有法院里偶尔传来开始诉讼时的叫喊:“你们,听着!”她给伊丽莎白·萨宾姑妈写信说,肯塔基这个地方非常贫穷,“人民粗俗无知,”三四个人才有一匹马。这儿的建筑,居民,动物,所有一切都是那么陈旧古老,就连供膳寄宿处的狗的寿命也惊人的长,老得都走不动了。街坊里最有生气的是一头猪。自从和卡斯特结婚以来,伊丽莎白还没有适应这种单调乏味的军旅生活。他们发现,那些富裕、有教养的肯塔基人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但也同样地单调无聊,令人昏昏欲睡。她提到了一种奇特的机械,它是由许多船浆似的木条作成的,用来赶跑苍蝇,不让它们落在饭桌上。一个黑人男孩拉着拴木条的绳圈,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她瞅着它打趣地笑着说:“……我们吃饭还能听音乐……”

  就在这段时间里,卡斯特有几个月不在兵营,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上哪去了。1872年初,他奉命陪同年轻的俄国大公亚利克斯在各地游览。大公是奉父亲亚力山大十一世之命来游访美国的。他们乘坐专车旅行,并在卡斯特陪同下在内布拉斯加打野牛。在此期间,肯塔基的人们还邀请他们去参观了猛犸洞。

  卡斯特发电报答复说:

  亚利克斯大公殿下及其随行人员将于星期二清晨两点抵达易斯威尔。大公一行渴望参观猛犸洞……

  大公很喜欢卡斯特夫妇,邀请他们一同去新奥尔良,他们也欣然答允了。伊丽莎白记述说,那位19岁的贵族对音乐和姑娘们的兴趣超过对风景的兴趣。到了新奥尔良后,大公还恭敬地与他们及一群陪同人员一道参观,可转眼这位亚力克西斯就单独行动了。

  卡斯特借机到密执安作了快速旅行,他的小妹玛吉就要同詹姆斯·卡尔洪中尉结婚了。之后,他们又回到伊丽莎白镇,重新过起了难以忍受的南方夏日生活。

  卡斯特没事便和邻居的孩子玩游戏,同法官昆西·约翰逊下国际象棋。不久他被派到一个军需部门为骑兵买马匹,这倒是件愉快的差事,使他能穿过提克星顿蓝色牧地并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至于那些曾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如何看待他,没有任何记录。在同当地贵族的交往中,卡斯特似乎是很受爱戴的,据说由于他卷入了其他的活动,几乎延误了一笔好买卖。

  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群狗跟着他。他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回忆说卡斯特有过80条狗,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伯克曼把他们成对地拴在一起训练,他说,除非它们见到肯塔基狗,平时还是很规矩的,但若是和肯塔基狗相遇,就没人能管束住它们了。它们嚼碎了伊丽莎白镇几只最杰出的狗,包括一条有名的捕鸟犬,一只猫和一头猪。据一位传记家的记载,这些袭击导致了当地居民请求他离开的诉讼。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诉讼也一定被取消或者失败了,因为伊丽莎白镇哈登县历史协会没有此方面的诉讼案卷。

  卡斯特继续为《赛马》撰写他的《田野与农场》,同时也为《银河》提供汉考克战役连载报道,但他的心并未放在那上面。

  30年代初,边疆商人和历史学家乔塞亚·格卡格曾发表过一篇随笔,开头是这样的:“我立图使自己和美国文明生活的步调谐调,但却徒劳无用,我也去寻求它的安慰与社交,从而取代大平原生活对我如此强烈的刺激……”大概来自流荡者的笔触吧。

  1873年春天,卡斯特的懒散生活结束了,分散到各地的第七骑兵团成员重新在孟菲斯集合,从那里乘船到伊利诺凯罗,然后从凯罗乘火车到达科他的扬克顿地区,再骑马到赖斯堡。在那儿,他们承担了保护北太平洋铁路沿线勘测人员的安全任务,并劝说苏人接受筑路计划,确保火车能很快地穿过那片土地。

  最先踏上这些北部平原的白人是些捕兽者。“乌鸦”印第安人看到这些乘着小船的白人后,把他们说成是“坐在水上的人”,不久,他们又接受了夏安人对他们的称呼:“VCho”即“黄眼”。李福吉指出,“Mah——ish—ta—schee—da”从字面上讲应是“黄眼”,因为它的前三个音节是眼睛的意思,而后两个音节则是指颜色。他推测早期的捕猎者可能染上了肝炎,要么就是印第安人对不同于本族眼睛颜色的人的通称。

  虽然这些苏人常把那些绿眼睛的外地人称为“Wasichu”或“Wasicun”,也许,由于捕猎者们那令人作呕的连鬓胡子而被称为“狗脸”,而由于穿着脚趾外露的鞋被称作“歪脚”。摩门信徒常喜欢拧不顺从儿童的耳朵,他便被称为“拍耳”。不管这些白人被怎样称呼,他们的气味却像两头豪猪味。

  1867年,当卡斯特在堪萨斯一带追赶“鸢”人时,非凡的法国贵族巴隆·胖利比·里吉斯·迪·特罗布里恩德被任命为达科他中部地区司令。他在斯蒂森堡的两年半里一直坚持记日记,其中叙述了许多关于那里的军事生活。特罗布里恩德的日记与列兵科尔曼几乎截然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是对人类史进行了长期研究的欧洲人,他在记述那些西部的绮丽景色;另一个则是普通士兵,他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他内心的感触,但它们同样都很吸引人。

  1841年,特罗布里恩德以一个特殊的旅行者的身份抵达美国,访问了很多城市,并为《美国先驱》撰稿。1843年返回欧洲。他和一个叫玛利·梅森·琼斯的纽约女子结了婚。由巴黎,他去了威尼斯。在那儿,他和大量流落异乡的波旁家族人员一同钻研音乐,绘画与历史。

  如同著名作家马拉丁,迪·维尼,戈蒂埃样在纽约着手一个文学杂志——《世界月刊》。然而,就像大多数从事文学作品的人的命运那样,《世界月刊》在一年内失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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