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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他不是第一个鉴赏这块广漠无垠而又杳无人烟的大草原的白人。1542年,科伦纳多曾穿过堪萨斯。根据这次远征的记述,不难看出,一个人,或一支军队应当怎样去领受它。确实,这些西班牙人的探险听起来几乎是神秘的。彼得罗·de·卡斯坦达浮夸地问道,这支由500头母牛、5000只羊相伴的1500名印第安部落同盟组成的如此庞大的大军,莫非是一支神军?这么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畜大军穿过这块大平原,怎么又不会留下一点踪迹?这片大地简直如同一只大碗,“所以,当一个人坐下时,他的四周被地平线包围……”

  弗兰西斯科·瓦萨奎兹·迪·科伦纳多将军自己记述说,茫茫的旷野上看不到地面上任何标记,看不见一颗树,看不见一丛灌木,也看不到一块高地;没有任何指引他们的目标,没有任何特殊的自然特征,为了避免行军时兜圈子,他们只好采用保持一条直线的办法行进,即由一名弓箭手端直朝前射一箭,他们朝着箭往前走,然后再射一支,再往前走。

  19世纪早期,卡特琳在这块平原上探险,当他从那茂密的草地上穿过时,深密的草使得他站在马蹬上才能探出头来看见草尖。

  卡斯特在看见一片烟雾般飞扬的尘土之前,也许已行走了一个小时了,飞扬的尘土必定意味着一大群野牛、一大帮骑马疾驰的印第安人或第七骑兵兵团。他至少提供了三次这样遇救脱险描述。《赛马场、田野与牧场》应当算是最不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了。只不过在这场险遇中,他认出了这支骑兵兵团,坐下,等着。在他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看见了军车。但在令人赞美的《我的大平原生活》(本廷上尉称它为《我的大平原上的谎言》)中,他描述道,他藏在一条干河谷里,那些狗依偎在他身旁,直至最后,他通过望远镜,大概看见了那面高高飘扬的骑兵上方的星条旗。好哇!

  他再次幸运。

  如每个人所知那样,幸运,仅止是幸运而已。可是,幸运也常常应当是本能,才能与智慧的综合产物。一个行动不敏捷的人,摔在地面上时会碰断腿的,要是这样,他也就把命丢在那儿了;一个没有胆气的人,在一头野牛的双角下,可能表露他的惊恐,而被抵伤;缺少敏锐头脑的人,在不幸之后,可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但卡斯特相信他的幸运,这可能有些不贴切。

  与此同时,在帕尼·方克,汉考克辛苦地看守着一个空荡荡的营地。他试图防止它们被洗劫,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渴望获得东西的士兵们悄悄绕过警卫哨兵,爬入棚屋中,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战斧啦,烟袋啦,袍子啦,战棍啦,狗皮啦,鹿皮鞋啦,小刀啦,还有玩偶、箭支以及狗。

  卡斯特终于送来一封信,说是夏安人一直不断地袭击公共马车站。接到此消息后,汉考克不顾及可能会把局势弄得更糟的劝告,下令把这个村庄烧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斯坦利,难以抑制他的兴奋,自然,对那些如山火绒般燃烧着、冒着烟雾的小棚屋杆做了极度热情的报道。“微风把燃烧的火星吹送到大草原各处,大草原的草被燃着,闪电加速了这些火焰的向前滚动,黑色的浓烟缓缓地飘向天际,一个巨大的草地被毁灭殆尽。所有的绿色植物,耷拉着脑袋的无生命的东西,全被毁灭了,野牛、羚羊、豺狼惊恐地向远处逃亡……”

  斯坦利解释说,汉考克认为,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夏安人掏取肠肚,揭去头皮。并把化石湾兵站雇用的三名男子的尸体焚烧。

  卡斯特送来的第一封信,确实使汉考克相信了夏安人应为这些残忍的事件承担责任。但从相继送来的信中,卡斯特说,无论他自己还是德拉瓦尔侦察兵,都没有找到证物。这使得汉考克将军处境尴尬,尽一切为自己清洗罪名。他给谢尔曼将军解释说,纵使不能证实它是事实,眼下被焚烧冒着烟的这个夏安村庄中的人,可能残杀了该兵站仓库的人。

  在汉考克的帕尼·方克大破坏的10天之后,着迷于朱红色的基奥瓦首领色旦他(Satanta,Set-ta-ik-e的讹用,意为“白熊”)来到兰德堡。在那儿,举行了另一次和平商议会。他是一位体格粗壮、肌肉强健的人,有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一张脸全部用红色颜料涂染。会议期间,他身着佩戴着臂章的军大衣,里腿上绑着许多黄铜小铃。这位引人注目的妖怪住在一间鲜艳的红色棚屋里。他在骑马外出战斗时(他确实常常出去参加战斗),不仅把脸染成红色,而且把全身染成红色。由于他坚持一惯沉迷于红色,所以,他也扛着一个红色盾。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矮种马涂成红色,一直染到蹄脚。他是基奥瓦印第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也许,每一位看到他的白种女人,不是对他产生极度的惊恐厌恶,就是着迷地恋慕,倾倒。斯坦利评论说,色旦他拥有一个威赫的名声——鲁莽且勇敢无畏。他既不畏惧格兰德河,也不把共和党党人放在眼里。

  大约在这次拉德(larned)会议前三年,一位名叫凯奇尔马的传教士访问了赫赫有名的色旦他。凯奇尔马发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精神饱满,有理智的人,然而显得有些爱出风头。午餐期间,他命令在他的棚屋里铺了一张地毯,饭食摆放在几块染成红色的木板上。这些红色木板用一些小圆钉装饰着。“他有一只法国黄铜碗”。凯奇尔马记述道,“饭盛好后,他用力往凉吹着”,像是一位热情友好的主人。如同许多高加索人首领那样,既具有迷人的善于交往的风度,又和蔼可亲。然而,这两种外表不能消除他本质的狂烈残暴。1866年,在一次袭击中,色旦他捉拿了怀抱婴儿的鲍克斯夫人,婴儿哇哇的哭声激怒了他,他就残忍地把孩子的脑壳推在树上挤碎。同其他许多对抗的印第安人那样,他终于被监禁起来。由于不能忍受这样的对待,他一头朝下,从得克萨斯亨茨维尔监狱医院二楼的窗子跳了出去。

  汉考克将军对这位狂暴的印第安人的训讲与以前对那些夏安人的训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管他是哪一次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一个月之后,色旦他又袭击了道奇堡,大多数牲畜被惊吓得四处逃散,“然而,他倒很有礼貌”。戴维先生报道说:“尽管在他卷裹着抢获的东西骑马离开时、失礼地把他的大衣后摆对着警卫部队,但还是朝他们举起了那用羽毛装饰的宽檐帽”。

  由于患淋巴结核,谢尔曼将军的像片不时呈现一副座山神模样。那年夏天他前去访问并对局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给格兰特总统写信说,这些贫穷与自傲的印第安人认为,牧场的牧群难以使他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行窃,他们偶尔动手杀人。“我们又不能正确地区别对待他们,他们外貌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都被误认作群氓,迫使我们卷入了同他们所有人的对抗之中”。

  可是,十月份,又举行了一次商讨会,讨论了紧靠俄克拉荷马疆界、堪萨斯南部的“巫人棚屋”一带的问题,并实施了一项新政策。此时,政府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政府做出了决定,要使他们改变他们延袭了多少世纪的古老生活方式——要让这些未开化的人居住简陋的农舍式小屋,要让他们穿鞋,换句话说,要他们竭力效仿白人农民的生活。

  斯坦利也来到“巫人棚屋”,他可能穿着他同汉考克远征时穿的那身衣服,戴一顶蓝色无檐毡制军帽,宽大的大衣和“一双配着一个巨大的墨西哥靴刺的生牛皮靴子。色旦他也到场了,他认出了斯坦利——这并不难!他用一个异乎寻常的热烈拥抱迎接了斯坦利,这表明,同这位将军相比来说,色旦他更喜欢这位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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