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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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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后的1867年3月,被菲特尔曼惨案激发,政府派遣了一支远征惩罚队。它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领导的原波托马河的“雷电大军”。汉考克的目标不是上次大残杀中取胜的“红云”的奥格拉拉部落,该部落暂时控制着怀俄明;汉考克将军是去追逐他们的同盟部落——夏安人。该部落人数虽没有奥格拉拉部落的多,但其影响很大,他们曾经骚扰定居移民,并阻碍堪萨斯至太平洋岸的铁路工作。

  15名特拉华侦察员与三名边疆居民在前边领路。怀尔德·比尔·希科克走在他们当中。他穿着极其时髦的各种颜色配置的艳丽夺目的夹克,头戴一顶宽边牛仔帽。那捧浓密蓬松的大胡子在大平原轻柔的春风吹动下飘拂着。这支部队由1400名士兵与车马组成,包括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第三十七骑兵团,第四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和一支浮桥辎重队。陪同前往的有《赫伯新月刊》的安奥多·戴维斯先生与纽约《先驱》记者亨利·W·斯坦利先生。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伴随着吱嘎吱嘎的车轮声,浩浩荡荡地朝前开去。他们去威迫追逐,或在必要时,严厉惩罚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卡斯特,这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可能总不忘取乐的人,带了他宠爱的5只猎狗,罗夫,鲁,夏普,雷特尔和范妮。

  “夏安”部落“Cheyanme”一词出自何处?19世纪的人们还不大清楚。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从法语“狗”(Chien)一词派生出来的,特别是由“母狗”(Chionne)一词导出。早期的法国商人发现这个部落的人吃狗肉,于是,依据这个吃狗肉习惯,把一名夏安部落好斗的人称为“狗兵”。夏安人确实吃狗肉。但大数印第安人也吃狗肉。记者斯坦利一次参加一个布鲁人的宴会,是由“斑尾”招待的。席间,端上来各种新鲜野生动物肉:大块野牛肉,羚羊腿,野鹿肉,野鸭,野鹅,火鸡。所有这些鲜美的肉食配以豆、大米饭、玉米和香草,而主食是三只胖臌臌的小狗。“一副水肿的样子,皮毛几乎烤焦了;是整只连肠肚一起烤的”,如同褐色的海豚肉。当时,斯坦利曾产生过品尝一只幼犬滋味的念头。后来,他也回味到,要是他当时能够克服偏见的话;可能会美滋滋地尝尝的。范妮·凯利在作为奥格拉拉人5个月俘虏的日子里认定,这必定具有某种宗教色彩。因野牛与鹿肉是十分鲜美的肉食,这使得她难以找出吃狗肉的原因。卡特林同意这种说法,说它确实是一种宗教礼仪。在这种仪式中,印第安人用祭杀他们最忠实的伙伴来表示对客人的崇敬:“我看见主人从碗中取出他的牺牲者的头,而眼里吟着泪,讲述着他的爱畜。”相比而言,鹿肉与野牛肉必定是为任何客人提供的食品,无任何意义。“木腿”也在大量的场合吃狗肉,但却十分僧恶。他认为,狗肉味同狼肉。他说,锅里煮一只老狼或老狗的味使他呕恶,而煮幼狗的味差不多同样叫人恶心。

  “狗兵”一词出处有待于查证,这大概由于他们是部落的非常治安人员所得。如同四蹄狗警戒一个村庄那样,他们承担着维护部落的治安任务,并对任何抵达部落的陌生人保持着高度警觉。汤姆·莱福吉同“乌鸦”人一起相处了20年,他没有太多地思考过这个名字的意义,但对历史学家们用极度的色彩渲染“狗兵”的描述,给以尖刻的言词。他说,他们仅仅是警察,“是人们品行的直接指导者”,也是每一个平原印第安人部落的一个特征,不应当把它同夏安人的一些兄弟会组织混淆,例如:“疯狗斗士”,“麋狗斗士”,或“小猫狐狸”以及“乌鸦”人的“红棍兄弟会”等等。然而,狗兵这一恰当的表达,引起某些作家的情趣,“它暗含着极度的残忍与疯狂,暗含执行命令的本部落治安人员为维护部落安全所施的残暴,特别是在印第安人阻止移民穿过大草原时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残杀事件。”

  尽管“狗兵”一词查证有疑,夏安部落名出处却有据可查。比卡斯特时代知识更渊博的当今语言学家认定,夏安一词源于“Sha—hi—ye—na”,即意为那些讲述异族语言的人们。苏人这样称呼他们,尽管夏安人把自己称作是“Tsistsistas”,意为他们是同种族的人,即意为“我们”。但是,他们最形象的名称应当是“鸢印第安人”,因为通常人们只能在远处看见“鸢”,它如同他们的小棚屋那样小。

  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名字的,他们取名了,并于1825年或1826年分为北夏安人与南夏安人。当时,有数百人朝南部移去,留在北方的这些人同苏人一样,继续不断地增长,以至40年后,据说,就是在汉考克将军沉闷地穿过堪萨斯时,半印第安血统的乔治·本发现他的北方亲戚们身着奇怪的衣物,说着令人听不懂的语言。南方夏安人裹着布织毯子,穿布织护腿裤,其余的必用品由白人生产,但那些同苏人联系的同族人依旧穿野牛皮袍子,披毛皮披肩,北方夏安人还用着色的鹿皮条子缠头,头上插着羽毛,羽毛的尖被奇怪地剪去。在南方人看,北方夏安人也显得太粗野了。

  在本访问期间,9名“乌鸦”盗马贼偷了他们几匹矮种马逃走。夏安人抄小路伏击,4名“乌鸦”人被逮住、杀死,他们每人的头皮被切成两块,提供了为庆祝胜利的8份胜利品。本说,北方夏安是些非凡的头皮舞蹈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长达三个星期内,这些不幸的‘乌鸦’人的头皮被那些舞蹈者们摇晃着,从一个棚屋到另一个棚屋,几乎没有停歇。那没完没了的击鼓吵闹声使极度焦虑的野牛群从我们附近离开。这些印第安人也常说,十分奇怪,野牛不害怕吟唱声,但它们却对鼓声十分惊恐……”

  这位汉考克将军带着笨重而隆隆作响的军用货车,嘎吱嘎吱的浮桥辎重车辆,爱寻根追底的记者,去追赶少数十分灵活敏捷而又十分警惕的“鸢”印第安人。这听来自然是十分荒谬的事,然而,夏安人抢掠者们在惊扰屠杀边民,所以必须得做点什么事。

  那时,国会希望谈判,使得这些将军们十分恼怒。1867年3月14日,谢尔曼将军以军人喜欢用的委婉言辞,向汉考克告诫道,国会的意见是“防止我们采取防御性手段”。

  美丽温柔的大自然用它慈祥的手使汉考克行进队伍的租扩轮廓变得柔和了。作为19世纪生活的一部分,这惬意的大自然原始风光还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征烟滚滚的军事生活中,还是在安闲舒适的市民生活中。

  西奥多·戴维斯记述了这支部队随处所见的动物园:“具有反常欲望”的一窝窝幼狼,一窝窝幼郊狼,一窝窝幼鹰,还有一些半大的叉角羚羊,它们都毫无顾忌地在队列两旁蹦蹦跳跳地小跑着。卡斯特非常喜爱这些幼小的羚羊。他喜爱动物,这是极普通的人之常情,然而,他好似以比任何人更加强烈的感情,表达着他的这种喜爱。戴维斯说,奥多博与卡特林认为,美国的羚羊不会被驯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下马安营时,这些羚羊也就同卡斯特一同定居了,“根本不在乎这些陌生者……如同一只爱犬那样,不拘泥地用它的爪乱摸、乱抓,静静地恳求着对它们的爱抚”。这一可爱的表演使前来探望的印第安人感到极大的诧异。

  这是一首充满了自然风景画意,朴素且迷人的草原抒情诗。然而,汉考克与他充满柔情的骑兵战友却是为着一桩严肃的任务,来到西部的堪萨斯。

  在印第安人的大量悲痛怨愤里,头一条就是对野牛的屠杀。这儿曾经有过两个十分巨大的兽群,每一群的数量难以估计,它们曾经遍山遍野,使得这个大草原变成黑色一片。一群遮暗了普兰特河岸高原,一群覆盖了普兰特河低处的河谷两岸。弗里蒙特①于1842年探险从这里穿过,发现他自已被野牛包围了,这无边无际的黑压压的兽群,在他身后有几公里,而在前方,又望不到尽头。

  ①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将军与探险家。

  1846年,弗郎西斯·帕克曼也看到了它们。在拉萨尔的一部历史著作中,他写道,这位法国探险家也必定看到了这惊人的壮观场面,“……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之后,这一记忆还是使人心潮起伏,激荡不已;远处、近处,四面八方,整个大平原与这庞大的野牛共存;他们如同黑色的斑点,影影绰绰地依稀点缀了大草原。那时,大草原被他们成群集队地踩踏着,也被他们的长长的队列挫割着。早晨,中午,与夜晚,它们来到河边饮水:趟入、跳入,在水中喷发出鼻息声,然后爬上泥泞的岸边,用粗野的眼神,凝视着正在河面划过的皮伐子舟。”

  25年之后,没有变化多少。道奇少校记述道,在春天迁移的季节,有时,有些野牛以无比壮观的纵队朝北移去,也许,有50公里宽,而难以知道其长度。在另一些时候,他们以平行的行列,都用相同的步伐行进,使地面成了漆黑一片。有时候,他被一群迁移的牧群吞没,只得爬到帕尼人的岩石上,找出一条路,并观看这四面八方十里方圆的平原全被黑压压的野牛覆盖住的景观。

  接着,来了这些携带着枪支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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