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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途中,一个奥格拉拉男孩死了,他们用窗帘把他里起来。这些窗帘曾经垂挂在她堪萨斯家中的窗子上。他们把孩子的尸体用一块红毯子和白人国土上使用的几件物品里起来,放在尸架上,然后继续前行。

  到了高原后,暂时改由一帮安克帕帕人监管她,因为奥格拉拉人想要得到政府的津贴,便十分合理地依据美国人的观点这样推理行事,如果带着一个白人俘虏进入代理区,那将会是不符合外交手段的。

  同这些人在一起的最后那些日子,使她被迫当了一场大屠杀的见证人。一艘黄石河平底船上的移民愚蠢地在河岸边宿营,致使全船人无一人幸存。在被揭掉的头皮中,有一张女人的长着四英尺长光亮而柔顺的栗色头发的头皮。然而,那天晚上,获得这个战利品的斗士却没有去参加庆祝会,她问他为什么不去跳舞,他便走入棚屋,出来时,拎着一件被血水浸透的血衣。他解释说,他已做了思索。凯利夫人好似认为,他受到良心的责备,感到悔恨,也有些困惑不解,因为,他曾被教诲屠杀妇女与儿童是不光彩的。

  11月末,遵照同萨利堡军官的谈判,她又被转交到一些“黑脚”人手中,由他们把她护送到该堡。沿途,他们越过了一个大沙梁,在那,她看到许多贝壳。她询问,海贝壳怎么会到了这么高的地方,但被告知,大海席卷了这个国家,仅有一个人逃脱,他和他的家人在汪洋中航行,直至海水全部退去,就这样他成为所有印第安人的祖宗。

  他们策谋让萨利堡的军官们认为,“黑脚”人将要用礼物做交换释放她。按其阴谋,几名“黑脚”人就可以进到用铁丝网围住的兵营大门,之后就把住大门,不让它关住,藏在近处的一支战斗队,会骑马从山岭直冲而入,那么,所有同他们相遇的人全会被杀光。计谋十分险恶,要不是由于凯利夫人的话,计谋就得逞了。凯利夫人对苏人的这些计谋十分清楚,在谈判时,她设法警告了轻信的白人。那时,萨利堡十分虚弱。1864年冬到1865年冬天,驻扎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多亏凯利夫人一张几乎难以辨认的条子救了他们,那是用软铅弹头写在撕下来的帐单上的条子。

  12月12日,“黑脚”人把她送交堡里。他们必定是觉察出受骗了,因为,待他们进去之后,大门立刻被关上。

  她的丈夫还活着。在他们的四轮马车遭受洗劫时,太阳已几乎落山了,他在垂落的蒙蒙夜幕中逃跑了。所以,他们重新团聚,可她发现他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头发变成灰白色,然而,他们才仅仅分别了五个月。

  在她被逮住的那天晚上,她不知怎么竟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她告诉女儿悄悄地躺着,别出声,这儿离救援处仅几里远,第二天,拉腊米堡的士兵们会发现她的。但她终于获悉孩子已经死了,身上中了三支箭,头皮也被揭掉。凯利得知这一消息后,联想到一个纪元前的一篇伤感文学来,文章以散文体的形式,浓郁的笔触,表达了那个时代十分高深的民众文学素养:

  确实,数着麻雀,喂着大乌鸦的他,在那令人心驰神往的时刻并非没有注意到她。然而,由于那天堂搬王国的吸引,仅仅对她轻轻的一瞥,她颤动的心也充满了甜蜜,忘却了死亡之痛苦。就是殉难者斯底芬,看着他头顶的天堂,也全然忘却遭受磨难的地狱。

  列兵布拉德利在日记中提及,当他从苏人的尸架上发现了范妮·凯利署名的信后,觉得这个名字很熟,苦思了许久之后,终于想起来了:“几年前,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她的赎救事迹的报道,后来,见过有关她亲身阅历的一本书。”他没有披露她残破的纸片上书写的内容,可能是与袭击萨利堡策谋无关的事。或者是想交转给白人手中的什么。这必定是她沿途丢下的数张信中的一张,或者是委托那些流露出同情心、并时常走访新拓区的印第安人带的便条。

  这个印第安人为什么要把它保存下来,而不是把它交给懂英语的白人去领取赏金,令人费解。其余信件,仅仅是由于保存这些信件的人不懂它的意义,使它们得以在反对白人的印第安人村庄被发现。在1867年的“巫棚屋”和平会议上,记者们注意到夏安女人在收集被丢弃的信封。她们把信封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或用双手捧着它们骑马跑开了。白人的笔迹吸引了他们,可为什么?也许,她们认为,如果她们长久地瞧着这些笔迹,便可以如同白人一样,用信传递感情了。

  不管出自何种特殊原因,这名被李·莱福吉从尸架上挑剥开的两年前死去的中年苏人,把凯利夫人的信视为珍宝保存了下来。

  列兵布拉利的情感,难以从这些饱含着血泪的话语中驱赶开,他痛苦地一声声悲叹着,悲痛地大声疾呼道,“啊,有多少可怜的妇女,她们惨遭了比死亡更加屈辱的折磨啊!”

  她并没有遭受践踏,无论奥格拉拉人,安克帕帕人还是“黑脚”人,都没有在肉体上凌辱她。他们仅仅是命令她做更狠毒的事。“可是,我绝对没有遭受任何人的鄙俗的侮辱,哪怕是轻微的动手动脚。他们这样对待我,目的是想让我成为他们命运的抵押品,要我充当见证人。”

  这样一些苏人——不愿受约束,顽固而执拗!库鲁克将军动用了优势兵力,对他们进行了两次扫荡攻击,两次都退却了。此刻,他才是真正捅了马蜂窝,使自己残遭痛蛰。在黄昏笼罩的大比格奥,部队沿“野鹅湾”扎下营帐。他坐立不安,焦虑地等候着消息。

  三路纵队原曾奉命,要像捕获兔子的食肉猛禽的利爪那样,一下子踏在那些野蛮人头上。虽然库鲁克的一爪受伤了,但那两只利爪还在往前伸着。特理与卡斯特正从达科他地区的林肯堡出发,往前赶着。一边警惕地搜寻敌人的踪迹,一边也在沿黄石河查寻着吉本的侦察兵。吉本从黄石河下游北岸紧赶着,列兵布拉达利,汤姆·李福吉以及23名敏捷的“乌鸦”人打头走着。这些“乌鸦”人对苏人了如指掌。

  5月23日,也就是布拉达利在一个尸架上发现凯利夫人的信后的第三天,有三个人放任地离开了吉本的营地,想去捕点小猎物。他们埋伏在一条冲沟里,但全被杀死。保罗汀(gauldinn)医生的尸体解剖是纯职业性的,也是内行的,他给出了三个人的死亡报告:列兵奥古斯丁·斯托克尔,断了气,两颗子弹从左下颧穿过,从另侧飞出,把大半拉舌头带出来,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额骨”,擦右耳飞出;脑袋上还插入两把刀,“一把从后上方插入,一把在左下方的脖颈处”,第四颗子弹穿过脑子从后面飞出,打穿了一个窟窿,“脑子从洞口流出”。还有一些非致命的伤:“子弹同时穿过两个肘关节……”

  列兵亨利·雷麦尔——保罗汀叫他雷麦耶:“脑壳被枪托或石头击碎。左耳垂被割掉……”

  蒂马斯特·奎因——保罗汀叫他奎因:“子弹穿过后耳骨向下经过脖颈,两处被石斧砍断……”

  保罗汀医生弄错了,印第安人没有使用石斧;奎因的脖子是被斧头或短柄斧砍断的。至于保罗河偏执的级字法,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确实,他甚至在书写自己的名字时也出错,时常把字母写倒,有时把“Paulding”写成“Pauldnig”。你会诧异,一个大夫脑子竟然这般混乱,然而,人们好似还没有发现他在手术中犯过类似的疏忽差错。

  亨利·弗罗曼上尉的日记也提及了这一事件,仿佛是十分随便记的,在记述了三个人未获准许离开营地之后,一个名叫查斯纳特的小贩,从博兹曼河下游赶来,“他要用8美分卖土豆,用互元卖黄油与鸡蛋。但部队却没有按这个价买任何东西。虽然急迫需要鸡蛋,却又无钱支付。收到萨利的两封信。报告说,印第安人正在过河……”

  一个名叫汤普逊的要人,把查斯纳特先生船上的所有8加仑啤酒全部买了,那晚,在他的帐篷里举行了一场小聚会。

  三个鲁莽的猎手的尸体被缝装在毯子里,埋在一个墓穴里。黄石河对岸一帮苏人注视着他们的埋葬仪式。“斯托克尔紧挨一棵树”,保罗汀记述道,“奎因里了两块毯子,雷麦耶朝北躺在中间,里了一块毯子,盖了一块绿毯,这是由‘乌鸦’首领‘露脸’给里盖的,以表达他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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