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21)

二一

　　第六章重见光明

　　尽管离正常人的视力还相差得很远，但目前的状况已经让我感到欣喜若狂了。看来我已完全摆脱了失明，然而等待着我的又是什么呢？以前那个充满自信、对丹佛宣判不屑一顾的男人在那里？七十年代初那个视力模糊、到处跌跌撞撞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我能带着心爱的妻子、女儿和外孙像一个正常人那样驾驶自己的汽车吗？这种愿望似乎太过奢侈，似乎有些高不可攀。然而无论怎样，我都是一位历史学家。不论事情如何发展，我都要详细地记下所发生的一切，我要把所有动人心弦的时刻保留下来。我继续写我的日记。我的盲文打字机在拆除绷带的当天又重新开始工作。有关日记内容如下：

　　3月27日，星期四。早上，我打开了厨房的碗厨宛如打开了一个首饰柜。牛奶盛放在蓝色的奶罐里。多年来，我每天喝牛奶用的纸杯不是想象中的乳白色而是桔黄色，上面印着鲜红色商标，“PERO”几个字母赫然在目！我家的煤气灶和厨房的桌案竟然是绿色的，以前我从未想到会是这种颜色。

　　下午，我的视力变得更加清楚。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物一一映入我的眼帘：我看见了我那三岁的外孙以及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诺娜(雪莉的妹妹)。我看到了雪莉的脸，看到了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每个房间都有好看的图片，我的写字台上挂着三张耶鲁大学的照片，还有我们在伦敦购买的那幅画着老虎的油画。我有一种故友重逢人的美妙感觉。埃丽从花园里为我剪来了第一束玫瑰花，那是一种布兰迪的黄玫瑰，花蕊处的颜色比外面鲜艳。埃丽一共进来过三次，每次都换一件上衣，让我辨认不同的颜色。透明的红色牙刷吓了我一跳，我一直以为它是白色的。我的衬衫漂亮极了，尤其是彩格呢的那件，它和白色的餐巾纸一样令我惊奇，没想到上面竟然有许多漂亮的图案。

　　3月28日，星期五，天气晴朗。视力有些模糊，因此到基利恩医生那里进行检查。我能大致看清视力表上第一行那个大写的“E”，通过小孔能够辨认出第二行的符号。检查结果令基利恩医生感到放心和高兴。我的眼内没有葡萄膜炎感染，视网膜正常，眼压为13。她说，从这种视力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好。我问有没有可能达到20/80，回答是可能更高，甚至能达到白天开车要求的视力水平。

　　晚上九点，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美国广播公司首次播出的系列剧《阳光先生》，剧本和当时吉纳雷诺德把我作为盲人教授让我发表意见时的一模一样。所有台词我都了然于胸，但却是第一次看到影片的动作场面。我看到了留了一把大胡子的杰弗里·泰伯，看到了他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阅读盲文的情景(证明雪莉当时的观察十分正确)。

　　3月29日，星期六。早上，雪莉为我朗读了一篇题为《“阳光”爱好者的一束新的阳光》文章，那是河畔专刊上一篇有关我的报导：“阳光先生”昨晚欣喜异常，此君乃罗伯特·海恩。海恩先生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电视节目是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系列连续剧《阳光先生》云云。我目前的视力水平还无法阅读报纸，但却能看到上面的照片。那是我的一张旧照，双目失明，意态萧索。

　　我依然沉浸在失而复明后的欢乐之中。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牛奶或葡萄酒倒入玻璃杯，看着自来水从龙头里喷射而出。我看着朝阳把我们的全部房子照亮，房后的草坪在朝阳中一片安然，翠绿欲滴。以前我对雪莉说，我很喜欢这所房子，我们买了它吧。如今我敢说，这个地方与我十年前在契约上签字购买的所在肯定大不一样。

　　现在弹钢琴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同。过去失明时学的乐曲现在演奏起来十分困难，眼前的两只手看上去十分碍事。我在使用盲文打字机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手指的跳动使我感到注意力分散。也许，音乐和文字在失明的情况下能更直接地与乐器和大脑进行沟通？

　　很快，我便掌握了眼睛与双手之间的关系。我在弹钢琴时有了真正的自由，不必再把手指永远固定在升F音一类的位置上。我能随心所欲地用眼睛找到任何一个音符。即兴演奏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乐趣，我能对乐曲进行自由发挥。钢琴键盘宛如整个世界，我将其尽收眼底，我重新拥有了全部世界。

　　拉里和罗伊来了，他们的身材看上去十分苗挑。和我的想象相比，罗伊的面庞更加坚毅，拉里的头发实际上更短。他们向我表示“祝贺”，这是一个最近在电话和贺卡上经常出现的字眼儿。我没有完成任何业绩，这种表示可谓用辞不当。也许，人们对此无法找到更确切的词汇，但其中包含的欢快之情却毋庸质疑。有时他们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件十足的好事。在一个日趋军事化的世界里，人们相互猜疑，道义上含混不清，一个人失而复明成为了一段佳话。

　　早饭时，我首次看到了自己的两部大作，一本是那部研究群居社会的作品，另一本是《克恩》一书的再版。尽管还读不了内文，然而老克恩的那些画片儿和爱德华·克恩的肖像已经跃然纸上。我喜欢群居社会一书中的大幅插图，小一些的还看不清楚。护封上的文字在我眼中虽然模糊不清，但绚丽多彩的封面已然使我激动不已。

　　3月30日，复活节。我从雪莉的缝纫用品中仔细地挑选了一条浅蓝色的缎带，用它包起导盲杆。蓝色是我在手术过程中看到的颜色。格雷伯一家来到我家，约我们一起去圣乔治教堂(那是校园附近的一所圣公会教堂，在我失明期间，我们就是在那里和格雷伯一家相识的)。教堂内部比我想象的富丽堂皇。向外探出的圣坛上祥光笼罩，墙壁上悬挂着各种旗帜，圣坛和管风琴的后面是唱诗班。我骤交好运的消息已然不胫而走，人们在简报和祈祷纷纷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激之情。我们一进入教堂，艾伦·查尔方特神父立刻与我交谈。他接着我的话碴儿说，重见光明后最令人兴奋的不是看到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汽车，而是能够看到我从未见过的朋友的面庞。在正式布道之前，他反复重申这一观点。

　　玛丽·伯顿也和其他人一起来到我跟前。她的失明引起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到底谁更幸运。我轻声地安慰她不要放弃希望。她大声地回答说，医生很早以前就告诉她没有任何希望了。然后，她转过身，昂着头高傲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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