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11)

一一

　　第三章导盲杆一族

　　20世纪60年代，当我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200时，实际上已经失明了。这是美国广泛采用的定义。然而，我拒不承认瞎眼的事实，我不认为这是失明，尽量避开这个字眼儿。我巧妙地向别人和自己隐藏这一缺陷，我喜欢对别人讲，我的眼睛有毛病，甚至说我有视觉障碍。然而不久，我的视力下降到比20/200还惨的地步，除了“失明”二字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措辞了。正如艺术家安德鲁波托克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噩梦式词汇，盲人拿着要饭的铁筒，无依无靠，前途渺茫，是人类没用的垃圾。”当波托克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为瞎子时，他恨不得放声尖叫。

　　我第一次拿起导盲杆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痛苦经历，我不情愿，内心极其反感。尽管从安全角度出发确有必要，但我很多年一直拒绝使用那个象征怯懦的标志。这个现象几乎是一种共同反应。艾伯特瓦伊达用雨伞代替可怕的导盲杆，当他不得不使用后者时，他把那把倒霉的雨伞埋在了花园，并为它举行了一个庄严的葬礼。瓦格纳女士痛恨她的导盲杆，她说自己是“十足的傻瓜”，称她的杆子为“真正的废物”。她走路时从未掌握好用它前后刷地的节奏。有一次杆子一头插进了裂缝，另一头扎进了她的肚子。她迷路时，导盲杆对她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而“最坏的是”，她说，“我拿着它好比打着一面宣扬自己是盲人的旗帜。”

　　1975年，我从台阶上栽了下来，重重地摔在砖地上。那时恰逢感恩节，我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我情绪高涨，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盲人。那天早上我如愿以偿，收到了研究美国边远地区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人类学捐赠基金。口袋里装着华盛顿的来信，走起路来宛如腾云驾雾，然而我不折不扣的实现了这种感觉。本以为走完了所有的台阶，但实际上还差三四级才到地面。

　　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室内，往嘴里灌白兰地，然后送上救护车。聚会因此取消，我失去了向朋友宣读获得科研基金来信的机会。这件事使我对好运的降临感到惶恐，不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灾祸。我的屁股摔破了，缝了一针，过了数月才完全愈合。说来难以置信，到了这步田地，我仍然寻找借口拒绝使用导盲杆。

　　还有一次，我欣然同意六岁的小邻居查德领我上楼探听上面发出的声响。由于他害怕的缘故，我一脚踩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这次地上铺有柔软的地毯，因此没有严重摔伤，但划破多处。以前，我的十岁小朋友阿伦赛林格曾经把他心爱的旋转木棍送给我，但我没理解他这样做的真正含义，甚至没有考虑木棍的用途。然而，自从第二次跌倒之后，我的自尊开始减少，开始小心地使用拐棍，我甚至听从别人对我的行动发出劝告。雪莉一直提醒我，使用导盲杆能避免误会，它能使别人明白你为什么对他们的微笑没有反应，明白你四顾茫然，视若无睹的原因。后来，有些人警告我说，在公共场所如果由于不使用导盲杆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或连累他人，我将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这种劝告一语中的。我开始规规矩矩地使用起那根该死的木棍儿。然而我经常记得波托克的叫喊：一旦拿起了导盲杆，你就成为了“人们噩梦中的阴影。”

　　有一种观点认为，失明好比你身体中的一部分永远丧失，我们一般不会对它轻易投降，当失明慢慢地降临时，它只是延长了你的战斗时间而已。人们对此总能找到一些轻松模糊的解释。对我来说，黑暗的来临不是突然产生的悲剧，它像午后的斜阳慢慢投下的阴影，给我带来错觉，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至少没有那么严重。当你继续工作、教书和写作时，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已经失明了呢？我在现实中生活，用过去欺骗自己。在失明的那些年里，尽管没有任何用处，我却自始至终地戴着眼镜，有时雪莉不得不提醒我镜片太肮脏了。我不是平稳地走入黑夜的，我遍体鳞伤，怀着无法控制的恐惧，生怕从另一个楼梯上摔下来，自始至终戴着那副可笑的眼镜。最后，我终于拾起导盲杆，向世界宣布投降。

　　对于很多盲人来说，导盲杆和楼梯并不令人讨厌。竹杆是手臂的延伸，是帮你开拓的工具。它一尺一尺地为你探路，恰似你的眼睛一公里一公里地为你看路一样。台阶对盲人似乎并不可怕，你一旦走上楼梯，脚下的路便可以预料，通常旁边还有扶手。偶尔，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杂物，但决不会出现半开的门或能撞到你脑门的障碍。所有这些有关楼梯的优点都千真万确。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不敢对它掉以轻心。即使一想到楼梯都会产生坠落的恐惧。导盲杆固然很有用，但我永远没有感到解脱。

　　当我加入导盲杆一族时，我对这一人口群体没有任何概念。如果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委，我将懂得统计盲人人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拒绝承认自己失明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直接影响统计数字的准确。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视力已经下降到20/200的法律定义之下，但他们仍然说自己不是盲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年盲人的数字从441，000到1，700，000不等的原因，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功能性失明的人，他们即使戴上最合适的眼镜也无法阅读一般报纸。我认为有关盲人的比较可靠的数字是1992年统计得出的七十五万人。而我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如果我出生在其他国家，我所认为的盲人人口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其他国家通常对失明的范围定得比较狭窄。有时只有在三英尺内看不清自己的五个手指时才算失明。根据这种定义，德国的每十万人中只有五十三个人失明；瑞士的每十万个人中有58个人为盲人。还有一些国家走另外一个极端，例如进度和埃及，每十万人中的失明人数超过五百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国家对于失明的范围定得过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国家不良的卫生状况。七时年代，全世界的失明人数在一千四百万到两千二百万之间。如果想充分说明联邦政府的失明定义在社会和实际中产生的影响，结果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联邦政府的定义是这样的：“当其必须借助其他替代手段方能有效完成视力正常者的工作时即可认为失明。”根据此说，我第一次在讲课过程中借助磁带播放名人语录时就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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