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8)

八

　　然而，我对盲文的解析并未成功。它对于我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哲学。失明既没有把我变成相对主义者，也没使我成为解析主义的历史学家。如果说我感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真理按照规律自成一体，万物中心存在着基本统一。对于盲者来说，规律无法假设或假定，只能通过实践加以证实。不论是由于什么理由，失明使我背叛了比尔海伍德，把我送入到乔赛亚罗伊斯的怀抱。

　　罗伊斯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容忍把盲人作为弱者，接受他们自卑的谎言。它们是导致失败和失明的原因。罗伊斯喜欢探索失败。它们为他的理想社会增加了重要内容。只要盲人懂得诚恳待人，知道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他们就永远不会像长着双眼的人那样蛮横。视力健全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所占据的位置是唯一能够代表和判断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历史学家却另有一番优势。也许他们能凭借意志、技能和谦逊的态度从发现历史的矛盾之处入手，发现历史的本来意义及其错综复杂的程度，从而成为一个讲究实际和注重史实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前进，利用自己的特殊经验，和罗伊斯一样，最终达到统一和绝对主义的境界。

　　不论我皈依了什么哲学，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方针，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历史。很多学者好像驾驶着新型汽车，于不动声色之中取得了飞快的进展。对此，我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我的老爷车逐渐落后于他人。对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说：“我有一种即将落伍的感觉，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健全，我们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艰难跋涉，对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时我和她一样，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后来，计算机革命来临了。1983年，我在圣地亚哥参加历史学术会议时首次听说有一种会说话的电脑。马里兰弗莱斯特电脑公司的业务代表让我坐在他的终端机旁。我在他的指导下往电脑里输入文字，然后回放，根据电脑的朗读纠正输入错误。这种机器发出的语言乍听起来十分难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从此摆脱必须请别人朗读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尴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动。此外，电脑还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价格。全套系统，包括打印机和软件在内，需要11，448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过于昂贵了。我咨询了一些电脑用户，尤其是那些使用语言功能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对马里兰的产品称赞不已。

　　购买问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出乎意料地解决的。学校院长主动表示提供一部分资金，历史系也随之响应。但出资最多的是我们大学的退休人员部，他们认为电脑能给我的工作带来巨大好处。通过多方努力筹集到大部分资金，我投入的2，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后来的培训方面。

　　这样，我多了一个会讲“匈牙利语”的伙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我们一同搬进了计算机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为它起了个名字叫“斯坦尼斯罗斯”。它为我朗读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单词和整个句子，一切都取决我把光标放在哪里和按动那个按键。我一旦删除了某个字母或单词，它会立刻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俩世界以外的人可能听不懂它的话，对它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它表达得清楚极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仆人和伴侣。

　　盲人记者萨丽瓦格纳把她的伙伴称为“卡斯珀”，说它是一个“友好的鬼精灵”。但我没听说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怀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罗斯”先进。

　　在我失明的那段时间里，我在购买电脑前后一共写了三本书、若干文章以及为学术杂志撰写了20多篇书评。其中部头儿最大的是我在购买电脑之前完成的《美国边远地带的群居社会》一书，该书的笔记及手稿全部为盲文。为了它的问世，我们准备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表格。这里，我用“我们”二字是为了说明我的学生所做的贡献，他们为我朗读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资料一起保留着。为了我们的友谊和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把这部著作题献给他们。我希望看到他们，我珍视他们的友情，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却模糊不清，他们通过声音传达给我的音容笑貌，永远没有那么鲜明。

　　我渴望亲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们是我的思想产物与脑力结晶。然而，每逢接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时，我只能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无法欣赏里面的文字与插图，无法阅读那些熟悉的字句，它们从我的头脑里诞生，由一架叮当作响的盲文打字机转化成文字。印刷的书籍对能够目睹其中的文字、书脊和封面的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它能换取人们阅读的愿望。的确，新书能带给你一种不同的感受，它散发着特有的油墨香味儿，就连第一次翻阅时发出的声音都不同凡响，这些我完全能够体会。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颜色以及环衬(尽管它们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页，看一眼献词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标题的版式和缩写字母的处理，我想看清表达我的思想的所有字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书籍，录音磁带和盲文读物无法取代，它们过于沉重，冷漠无情，令人难于亲近。

　　此外，书店也是无法替代的。那里摆放着各种五光十色的书籍，你在书中既可找到诗歌瑰丽的佳句，也能发现艳情的细腻描写，新书里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落。然而，这些美好的一切渐渐弃我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烦恼。

　　我知道，我的读者在那里，我的新书也在那里。然而，我和他们却如此遥远。我像一辆在错误道路上行驶的货车，走的是无法调头的单行线。我彷惶不定，也许我将无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渊。正如盲人记者瓦格纳所说的那样：“适应环境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因为你不知道要‘适应’到何时为止。”有时，这种过程本身就使人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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