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6)

六

　　偶尔，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离我最近和最难让我忘怀的地方。她对于我好似荒原上出现的“玛哪”。这种感情当我还没大学毕业、初次领略她蕴含的宝藏时就产生了。深红色封面上的乔叟烫金画像、书中莎士比亚那丰采迷人而又显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肃然起敬。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图书馆授予我为期两年的会员资格。很多夏天，我们来到圣马力诺，在凉爽宜人的气候里工作学习。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里，每年我只去一至两次。好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一个没有玻璃的隔音房间，让我的朗读者们在那里为我朗读各种文献、手稿和珍贵的书籍。

　　我的学生，约翰迈克法拉格继续充当美国西部历史学家，朗读着他那制作精良和获奖的大作。更多的人捧起有关60年代社会历史的书，在激烈动荡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伊丽莎白洛佩斯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另外一个人则当上了银行职员。我为他们选择职业贡献力量，他们协助我准备课程，帮我清扫历史垃圾，并为我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们朗读的时候，我在盲文书写器上工作。这些盲文笔记按题目分类，然后根据它们列出提要，最后写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后需要打字，转化工作由我完成。双手在盲文和打字机之间来回移动是一件单调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要朗读以便进一步提炼，与此同时，我要么重新打字要么请秘书帮忙。这种工作方法虽然很慢，然而却是有效的。

　　这并不等于说我已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了。在学术方面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有些题目或活动更适合于盲人进行。我的论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课题就属于这一类型。由于童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度过的，因此我对社会的功能、解体和重建抱有浓厚兴趣。我开始了酝酿已久的研究，着眼于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我描写了摩门教派一类的宗教群体和那些聚居在卡维亚和草原地带的人们，他们向往神智学说和社会主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些群体默默无闻，鲜于记载，因此他们的史料具有广阔发掘余地。然而我对他们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虑到后来的情形，沿着这一线索继续开拓可谓明智之举。然而，我想摆脱把丹佛的诅咒，将其打入阴间地府而后快。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一书问世之后，立刻对其他课题发生了兴趣，开始踏上另一条征途。我选择的道路是艺术研究，重点是美国西部绘画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艺术的学者屈指可数，感兴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艺术临摹的人，没人对西部艺术的重大影响和丰富内涵加以分析。当时，威廉格茨曼尚未对“美国移民的西部”进行探索，雷比林顿亦没开始《野蛮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一书的创作，而我捷足先登，发表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描写爱德华克恩的书，克恩是1840年代追随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西部探险家和西部地图的绘制者)的艺术家。另一部是关于约翰拉塞尔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战争之后测绘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课题对视力的要求，它们需要极其敏锐的视觉，需要对绘画作品进行细致的观察。

　　古根海姆基金会1也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派我去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此行为期半年，以前我从未去过英国。我的申请写于1966到1967年，当时的视力尚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我拿到批准，办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终于登机启程时，已经到了1968年4月。那段时间是我的视力极度恶化的时期。我们在皮姆里科安顿下来之后，鲜艳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为了不辱使命，我竭尽全力地搜寻着每一张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我跑遍了英国所有的美术馆、国家庄园和博物馆。我当时还能分辨出物体的主要轮廓和大面积的色彩。虽然我的助视工具把很多细腻的笔触变成了印象主义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调整。雪莉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帮我指出漏掉的细节。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时面对巨幅绘画随手记下来的讨论记录。

　　那时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赏德拉克洛瓦、博纳尔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误入歧途。我的行为有如让贝多芬当音乐评论家、请罗斯福1参加短跑比赛一样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馆的台阶，匆匆跑回住处，我们的小女儿正在

　　可怜巴巴地等待我们。如果雪莉能够陪伴她该有多好啊。然而，她却和我东奔西走，帮我在雨衣口袋里寻找望远镜，因为我要用它观察公共汽车的号码。我的直觉告诉我，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进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罗伯特弗罗斯特2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盲人却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弃了西部艺术，回到了开始起步的地方。我继续研究公有社会的现代内涵以及60年代出现的群居村。如果说有关美国早期乌托邦现象的记载寥寥无几，那么面对后来大量涌现的现代原始部落则根本无人问津。它们像一股浪潮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园里和乡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和很多人交谈。时至70年代初，群居活动蒸蒸日上，我的视力却每况愈下。由于我还有良好的听觉，因此决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里，我和雪莉每个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访问，将近访问了一百来个。我们学会了如何寻找它们的踪迹。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了解情况的最好去处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捎上一个搭车人，这样你基本都能如愿以偿。“我知道那个地方，顺着这条路向前走是泰伯尔山，见到红色路标往左拐，然后就能直达黑文利市。”顺着所指的方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大批破烂的“大众”汽车、圆顶房屋或尖顶帐篷，见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数正经的群居部落都平静地生活着，他们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讨厌不速之客的造访。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尚不在不受欢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为了证实自我。况且他已年届花甲，尤其是双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专程来访。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艺术家那样胡做非为的。我们通常带着礼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苹果或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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