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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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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由派和爱说俏皮话者这个名声,给波尔洪诺夫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由于这个声誉,在农村改革时期,他以“好挑眼者”的资格当选为本县参加省农民委员会①的委员,甚至还由省委员会钻进了编纂委员会②。 ①一八五七年;立陶宛三省成立贵族代表委员会(见四七七页注1),翌年,各省有成立了同样性质的委员会,即这里所说的“省农民委员会”。 ②为了审查各省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并起草全国性的改革方案,沙皇中央政府于一八五九年三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设委员三十一人。 塔拉斯·普罗霍雷奇·梅塔尔尼柯夫同彼尔洪诺夫完全相反。彼尔洪诺夫是个可疑分子,又爱调皮捣乱,梅塔尔尼柯夫却以极其忠诚、思想坚定、举止严肃著称。在他的人生观里,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正正经经、无庸争辩的,一切都说明,他早已为自己确立了一条足以保证他不偏不倚的正道儿。他怀着忠君的思想,沿着生活的道路前进时,本能地忖度着应当在什么地方止步,才不致碰壁。凡是彼尔洪诺夫庸人自扰、大声疾呼“太不象话”的事情,他总是用教训的口吻,信心十足地肯定说:“我们这就很不错啦!” 不言而喻,政府当局不但不会斥责他,而且关怀备至地成全他,让他抱着我不惹人、人不惹我的美妙思想,同别人一起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不惹人,人不惹我,是当时大多数人半由自愿、半由对犹太教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理想。至于同侪地主们,梅塔尔尼柯夫在他们中间素以谋士著称,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怀着亲切和尊敬的态度接待他。这种一致的尊敬极为明显地表现在塔拉斯,普罗霍雷奇历次被选为任期三年的县警察局长这件事上;大家一致推选他,谁也没想到要和他竞选。 彼尔洪诺夫和梅塔尔尼柯夫永远互相抱着敌对态度。他们很少见面。但只要他们碰到一起,就会有看不完的好戏看。惹事的自然是彼尔洪诺夫,梅塔尔尼柯夫却只有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份儿,可是两个人都显得如此“滑稽可笑”,以致他们的会面常常给人留下一些久久不能忘怀的愉快回忆,使地主家庭在漫长的冬夜里的乏味的闲谈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其次,我还可以谈谈离我家最近的村邻乌尔望借夫兄弟,我所以还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行径反常到了十分奇特的地步。 他们的父亲,扎哈尔·卡皮托尼奇·乌尔望错夫,我们县里最破落的地主,象彼尔洪诺夫一样,也属于“调皮捣蛋”分子,他们精神空虚,不关心公益事业,因此他们对当时那种灰暗的生活倒是很满足的。但是他的胡闹太令人生厌、太无耻,以致连我们穷乡僻壤也不肯拿他当作自己的同类看待。他孤单地无所事事地呆在自己的窝里,不参加地主们的宴饮游乐,在驯服的家奴们当中发泄他的恶作剧的本领,甚至不怜惜他嫡亲的家属。 他的妻子死于生产,给他留下一对双生儿子,他给他们两个都取名扎哈尔。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为他们在同一个团队里安排了士官生的位置。这还不算,他在临终时,立下遗嘱,用毫无道理的方式将庄地(不幸,它是他自己挣来的产业)分给他的双生儿子。他把主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招待客人的讲究房间,归一个儿子所有,另一部分是住人的房间,归另一个所有;又把二十三家农户交错分配:第一户分给一个儿子,第二户分给另一个儿子,依此类推。遗憾的是,第二十三户怎样处理,他却只字未提。 这些恶作剧造成的后果,首先表现在两个孩子对父亲的无尽的仇恨上。在他死后,两个被他的胡闹弄得不和的兄弟便进而彼此仇恨起来。两兄弟都叫扎哈尔·扎哈雷奇;两兄弟都以同等官位、穿着同样的制服,同时退役;两兄弟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地界所在,而对第二十三家农户的归属问题,象一个无法揭晓而又十分诱人的哑谜,同样摆在他们两人面前。 此外,象双生子之间常有的情形一样,两兄弟的外貌也长得一模一样,非但邻居,就是家里人也分辨不清谁是谁。就精神境界而言,两兄弟的为人处世也大都受着同一的教养的支配。 景况是无法改善的,几乎是悲剧性的。这环境成了无尽的流言的来源地。流言主要起源于荒唐的老头子在他的末日制造的可悲的家庭纠葛。 我记得,我们家里常常谈起一些不足为信的轶闻,尤其是在老头子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混乱状况达到极点的时候。 “前两天在符亚里清(这是乌尔望错夫家的庄园的名称)又发生了一场火拼,险些闹到杀人的地步!”一位客人说。“两兄弟到白桦林去采蘑菇。一个从这头动手,另一个从那头动手。他们想着心思,迎面走去,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忽然,他们互相碰着了。他们瞪着眼互相望着:‘是他吗?不是他吗?’谁也不肯先让路。唔,这样他们就干起来了,就……” “不,请您想想农民的处境吧!”另一位客人打断了他的话,“头些日子,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的全部庄稼汉抓来,抽了一顿鞭子,可是那些傻瓜还以为是自己的主人在打他们……” “真象是假面舞会!” 或者: “他们早晨一起床就打主意捉弄亲兄弟。一个扎哈尔听说他兄弟昨天安排了农活,他就去把命令取消了。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另一个扎哈尔也跟他兄弟开了个同样的玩笑。弄到庄稼汉们现在在路上一看见扎哈尔·扎哈雷奇,不管他是自己的那个,还是不是自己的那个,连忙丢下铁锹就逃!” 或者: “糟老头子在遗嘱里这样给孩子们分配产业;这家农户——给我的儿子扎哈尔·扎哈雷奇第一,这家农户——给我的儿子扎哈尔·扎哈雷奇第二。法官来给他们分家,说:‘二位先生,你们的事好解决!您,扎哈尔·扎哈雷奇,您当乌尔望错夫第一,您呢,扎哈尔·扎哈雷奇,您当乌尔望错夫第二。’可是法官还没转身,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刚才管哪一个扎哈尔·扎哈雷奇叫第一,哪一个扎哈尔·扎哈雷奇则第二了。最后他想了个妙法:拿来两张小纸条,编上号码,一人胸前贴一张。这样才给他们分好了遗产。” 等等。 显然,在这种骇人听闻的条件下,是没法共同生活下去的。因此,乌尔望错夫兄弟没有忍耐多久。他们在我们乡下过了不到两年,便抛下父亲的宅子和村庄,同时离开家乡,不知所终。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彼得·安东尼奇·格利勃柯夫,大家全管他叫公狗安东尼奇。 我个人从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有关他的几件事,那真是可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在这方面连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也望尘莫及。特别可恶的是他的内房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邻里们不仅没有一个人同他交往,而且连讲话中也不提起他,仿佛害怕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家人中间引起骚乱似的。他受过几次审判,一再受到监护处分,受到逐出庄地、不得返回原籍的判决,但是,由于监护人员的软弱,他跟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又是远亲,他仍然安安稳稳地留居在他的奥伦金诺村,为非作歹。不过最后,他遭到了比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下场更加严酷的惩罚。一天深夜,大约三十名农民(几乎是整个庄地的农民)包围了主人的宅子,冲进卧室里,将主人倒吊起来,放火烧了他的住宅。第二天早上,奥伦金诺的庄园变成了一堆瓦砾。只有少数几个后房的囚徒幸免于难,后来她们都做了这个案子的告发者。 我记得,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一言不发。父亲脸色苍白,母亲不时抽动嘴唇……分明是发生了不应当让我们知道的事。可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好奇心很重的斯杰班哥哥,这一次他也很快打听出了事情的经过,因此到了晚上,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奥伦金诺事件的原委。 其他村邻,虽然还有很多,我就不谈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的面貌是这样模糊,如果让读者受累,把注意力放在听我关于那群面目不清的人物的回忆上,那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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