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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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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农奴大众 结束亲族和姐姐的求婚者们的一系列肖像画之后，我认为必须回过头来，将我度过童年时代的红果庄的环境作一补充描述。那里聚居着众多的农奴，那里生活着比邻而居的地主们；有了这两部分人才有波谢洪尼耶那种声名狼藉的欢乐。因此，不描绘这两种人，便无异于抹掉整幅图画的色调。 先讲农奴大众。 虽然在本书开卷之初，我已经讲过他们，但是我认为，在展示“奴隶们”的肖像画廊①之前，即便是以序言的形式简略地重复一下讲过的东西，也不算多余。 ①我只从家奴群中撷取这个画廊的材料。而且，我也不预备把红果庄奴婢群中的众多典型人物的全部行状一一写出，我只介绍那些不知为什么我会记得最牢固的家奴。——作者 在农奴制度之下，农民①的日子比家奴好过得多。农民不直接生活在地主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受头儿②管辖，头儿大都是从同一个田庄上的农民当中选派的；自家兄弟嘛，即便脾气古怪，毕竟了解农民的疾苦，因而对他们有所宽容。头儿也有和别人同样的毛病——这是主要之点。其次，在同村人中间，他有亲戚、朋友，因此他就避免采取过于激烈的横暴手段。连劳役制农奴也还没有落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业，归自己独立支配；有自己的破屋，可以暂时安身，躲过地主的目光，避开飞来的横祸。 ①指劳役制和代役制的两种农奴。 ②指由地主指派的总管、村长一类的人物。 当然也有不少例外。有些地主为了榨干劳役制农奴的最后一滴血汗，一无例外地迫令农奴夫妇每周为主人干六天活，只允许他们在节日里料理自家的农活。谈到这样的地主时，人们总是说：他们的农民徒有其名，实际上等于家奴。但这样对待农民的大都是一些小地主，而且只是在贵族长纵容之下，他们才能逍遥法外，不受惩罚。举个例来说，我认得我们邻村的一个地主，他拥有的农奴不到七十名，自己又有十二个孩子，可是他仍然能遵守波谢洪尼耶款待宾客的一切习尚。不错，这种款待花不了太多的钱；待客的食物几乎全是自家的产品（只在招待客人时才喝茶）。尽管如此，客人却常到他家里去，饮酒作乐，然后满意而去。这且不说，最了不起的是这位地主靠着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产业，居然使他的孩子们受到了并不比别人差的教育（他家里一直聘有家庭女教师），后来又给所有的孩子安排了很不错的出路。他没有指派村长，事必亲躬，天不亮就起来，在村子里跑来跑去，驱赶农奴下地干活。在大忙时节，整个礼拜只有一天，而且恰好是在不该为他干活的礼拜天，他才准许农奴们准备下一周食用的干粮。因此，农奴们只得在每天夜里抽空去收割自己的庄稼，割草，而把晒草、捆麦的活儿留给儿童和少年在白天去干。不用说，就是这样农奴们的自家活儿也不能顺顺利利地做完，因为这位地主不会让农奴家的未成年人长久呆在自己家里，十四、五岁的孩子便要去替他做牛做马了。谁也不把他当做迫害者，相反，大家都夸他是个模范主人。 当地主老爷看中他的某个亲信仆从，并委派他管理田庄的时候，农奴们便陷入另一种灾难中（代役租农奴也逃不脱这种灾难）。这类管理人员大都是淫荡成性、依靠种种卑鄙龌龊的效劳博得主子欢心的人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往往在最短的时期内，搞得殷实的农民沦为乞丐；而为了满足一时的淫欲，他们霸占有夫之妇，奸污农奴姑娘。他们残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因为他们忠心维护主子的利益，所以无论怎样控告他们，都无人受理。农民吃尽了他们的苦头，所以恨透了他们。关于某地某地弄死某管理人员的事件，时有所闻，而且手段的酷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憨厚天性，若不是报仇心切，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所有的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照例都会有所收敛，但不用多久，他们便忘了发生过的事件，故态复萌，照样轻松地干起老勾当来。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农民的日子比家奴好过得多。 至于我们家里，父亲除了几小块分散在边远省份的庄地，每地二十名农奴之外，在红果庄还有三百名劳役农奴。母亲的庄地（她自己挣来的）要大得多，总共约有三千名代役租农奴。母亲比较乐意购买代役租田庄。因为它们价钱贱，操心少，而且代役金的多寡又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可以随时增加。人们时常劝她把代役租农民改为劳役租农民，但是她对这类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她认为这样办可能在农民当中引起严重的恐慌，况且这种主人眼睛顾不到的劳役生产恐怕只会招致损失，不会带来好处。她天生是个操心惯了的女人，一想到她必须听从旁人的善意劝告，她便会活不下去。我想，她所以根本不理睬所谓“主人们”的指点而我行我素，无非是想借此证明，在经营产业方面，她自有一种天生的稳妥可靠的本能。她凭借这种本能的指引，选派村里的首脑人物。她从当地农民中选出的总管们，大都是农民们早已纷纷在念叨的人。费陀特·加甫利洛夫被委派为红果庄的村长，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农民们的默许；她很善于窥察这种默许。 但是我个人所熟悉的只是代役租农奴的生活，而且也相当肤浅。母亲乐意让我们到后沼镇的殷实户去作客，因此我们得以观察他们的生活。可是在红果庄，不仅不准我们到农奴家去串门，而且在节日里也禁止我们到村子里去游玩。贵族子弟参加庄稼汉的粗俗的娱乐，是被认为有失体统的。不过，我应当说明，在执行这个禁令时，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家庭女教师。 但不管怎样说，我没有见到足以说明红果庄的农奴被活计压垮的事实，我愿意在这里证明这一点。相反，从母亲同费陀特村长的日常谈话中，我所得到的信念是：红果庄实行的劳役制条条符合规定，偶尔占用农民几天时间，事后也一一给予补偿。当然，也有过违反这条规定的时候（自然不是损害主人的利益的），但这是例外，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比如遇到连阴天或者久旱不雨，才这样做。 总之，人们对庄稼汉是爱护的，因为他们把庄稼汉当做从事有益的、人人看得见的工作的役畜。榨干这种劳动力是不合算的，因为这样做会减少劳役的效果，并且给经营管理工作带来混乱。因此，地主经营田产的妙诀便是：既不榨干庄稼汉的全部精力，同时又不让他们有“闲荡”的工夫。母亲深知这条经营产业的格言，并且善于将它巧妙地运用于实践，摆弄得农民死心塌地，根本不曾想过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果然，他们不“闲荡”，但也不抱怨活儿太累。 至于家奴，他们的生活在我们家里是再坏不过了。这主要是由一般地主们对家奴的劳动的看法所决定的；我这样说，并不担心我会说错。家奴的劳动，大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既不需要智力，甚至也不需要体力（“巴拉什卡！到地窖里去取克瓦斯！”“巴拉什卡！把头巾递给我！”等等），因此主人家不仅不把它算做轻劳动，甚至根本否认它是真正的劳动。好象家奴们不是在干活，而是跑来跑去“无事忙”。由此产生了主人极其乐于赏赐家奴的种种外号：懒骨头、吃闲饭的、米蛀虫。死掉一个懒骨头，不难找到第二个来顶替，死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以此类推，永无穷尽。在任何一个地主庄园里，这种财产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手艺的家奴不在此列。主人对他们当然看得重些（“你打他一巴掌，他准给你弄坏一整段材料！”），但这种重视仅限于口头，并无实惠，因为基本的生活制度（如饮食、起居等），所有的家奴都必须一律遵守。因此，他们也和别的“吃闲饭的”家奴们一起受着同样的煎熬。 然而，在众家奴中，男仆的日子又毕竟好过一点。他们人数较少，而且也不是群集在下房里。此外，他们不必经常在主人的眼皮子下跑来跑去，因为并不那么常常需要他们服侍，而他们干的活儿又多半不在主人直接监视下（木匠、织布工，等等）。加之，在他们当中不乏有自卫能力的人。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考虑。你总不能把他们全送去当兵呀——有些人是有用的，家里少不了他们。“说话没轻没重的”正是他们这些人。母亲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信服了这个道理，她虽然得拿出很大的力气来按捺自己的性子，但毕竟还是克制住了。在任何情况下，她总是守住一条：谁也不许违反既定的生活秩序，同时尽量避免和“说话没轻没重的”男奴打交道。这是他们享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待，这种优待决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和母亲接触，特别是从道义上来说，连最冷静的家奴也会弄得大动肝火。 但是，所谓女仆室却完全可以叫做苦难窝。从那里传出了响彻着整个宅子的呵斥声和叫嚷声，还有勃然大怒的主人所造成的呼喊声。“姑娘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主人的眼皮底下，无时无刻不是在主人的身边，她们是非常驯服的。因此，主人对她们毫不客气。太太压迫她们，太大手下的心腹也压迫她们。从早到晚，她们不是一动也不动地俯身在绣架前刺绣，便是跑来跑去，服侍主人，忙得晕头转向。她们连节日也没有，因为在节日里，她们仍然要侍候主人。她们受尽了苦，却落了个“吃闲饭的婆娘”的恶名，她们是唯一不为任何人同情的生物，即便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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