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48)_亨利·米勒

四八

　　从那时起我当然明白在巴黎的每个疯子早晚都会发现一件事：并不存在为受磨难者预备的现成地狱。

　　现在我好像有点儿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斯特林堡的作品了，我看到她读完“有味道”的一段后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笑出来的泪水，她说，“你同他一样疯……你该受罚！”当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虐狂后，这位施虐狂是多么高兴啊！她还没咬自己，看看牙齿是否锋利。我刚刚认识她的那些日子里她浑身都是斯特林堡的味道，使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使斯特林堡沉迷于其中的纷乱飘忽的念头、两性之间永恒的争斗和使斯堪的纳维亚的蠢极了的白痴喜欢的那种蜘蛛般的残忍。我们在死亡的舞会上相聚，我很快被吸进漩涡里，待再浮出水面我已辨认不出这个世界了。当我发现自己解脱时音乐已停止，盛宴已结束，我被剥得光光的……那天下午离开奥尔菲拉公寓后我去了图书馆，在恒河中沐寓沉思默想了一阵黄道十二宫，然后我便开始琢磨斯特林堡无情地描写的那个地狱的含义。这样细想着，我渐渐明白了神秘的远游——这位诗人飞越地球表面，然后又英勇地降到地球的核心，仿佛命中注定要在一出已失传的剧中再扮演角色。这是在鲸鱼肚子里做一阵黑暗、可怕的居留；是试图解放自己的血腥挣扎；是要从过去的羁绊中脱身；是投射在异国海岸上的明亮、血迹斑斑的太阳。他和其他人（但盯拉伯雷、凡高等）为什么都来到巴黎对于我已不再是神秘的了。我明白了为什么正是这个巴黎吸引了那些受折磨、产生幻党的爱情狂人，我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儿、在这个轮子的正中，一个人能够接受最离奇、最不切实际的理论，却又一点儿也不觉得它们古怪。一个人正是在这儿重读青年时代读过的书，每个谜都有了新的意义，每一根白头发都是一个谜。一个走在街上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傻了、疯了，因为很明显这些冷漠、麻木的脸正是他的看守的面孔。在这儿所有的分界线都消失了，世界展现出它是一座疯狂的屠宰常单调的生活延伸到无限，出口紧紧关上了，逻辑在四处横行，血淋淋的刀在闪光。空气寒冷而污浊，语言则是《启示录》式的。到处都找不到一个标明出口的牌子，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什么好谈的。一条死胡同的末尾有一座绞刑架。

　　巴黎，一座永恒的城市！它比罗马更久远，比尼尼微更壮观，它是世界的肚脐，人像一只漂到大洋中死一般寂静的软木塞，独自漂浮在这儿，在海洋的渣滓和船只残骸之中，无精打彩、毫无希望，连路过的哥伦布也不去注意他，文明的摇篮也就是扔全世界的腐肉的污水坑，就是尸体存放所，发臭的子宫把骨肉的血污包裹放在里面。

　　大街是我的庇护所，谁也无法明白大街的魔力，直到他被迫在街上避难，直到他变成一根稻草被每一阵西风吹来吹去。冬季某一天走过一条街时看到一条被出卖的狗，这个人便会感动地落泪。街对面竖立着一个破烂的棚屋，像一座公墓一样令人快活，它自称是“免于坟墓宾馆”。这使人哈哈大笑，笑得要死，一直笑到他看到到处都有旅馆，为兔子、狗、虱子、皇帝、内阁部长、当铺老板和屠宰马的人建的旅馆，而且两家中就有一家是“未来旅馆”，这更叫人发歇斯底里。这么多未来旅馆！没有一家旅馆的名称中用了过去分词、用了虚拟式、用了连接词。

　　一切都是古老的、可怖的，叫人笑得毛骨惊然，像牙龈脓肿，充满了未来气息。这未来的淫荡湿疹使我沉醉了，我摇摇晃晃来到紫罗兰广场，花都是淡紫色和蓝灰色的，门框很低，只有侏儒和小妖精能挤进来。左拉的迟钝头盖骨上方的烟囱正在冒出纯焦炭，与此同时桑威奇斯教堂的圣母玛丽亚竖着包心菜样的耳朵倾听油箱咕咕的冒泡声，那是那些漂亮的臃肿蛤蟆蹲在路边发出的声响。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了温泉关？因为那天有个女人用屠宰场里《启示录》式的语言同她的小狗说话，而那条小母狗也懂得这个油腻腻的邋遢接生婆在说什么。这使我多么沮丧啊！甚至比看到在布尔街出售的呜咽的杂种狗更叫人难过，使我产生惋惜之情的并不是狗，而是巨大的铁栅栏——生锈的铁矛，它们仿佛把我和属于人的生活隔开了。在沃格端屠宰场（伊波阿格屠宰场）附近那条令人愉快的小胡同里，那儿叫作贝口海哨街，我看到有些地方有血迹。正如斯特林堡在疯狂中在奥尔菲拉公寓的铺地石中辨认出了凶兆，我漫无目的地走过这条溅满血污的泥泞小巷时记忆中破碎的往事纷纷散落，从我眼前零零散散地飘过，以最可怕的恶兆训诫我。我看到自己的血洒出来，洒在泥泞的道路上，就我所知准是从路的顶端洒起的。人像一个肮脏的小木乃伊投入这个世界，道路被血污弄得很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在走他自己的路，纵使地球上果实多得成堆，也没有时间去采摘。人群摇摇晃晃地向出口的标志奔去，如此惊慌，如此拼命，体弱无助的人被踩在泥里，讼也听不见他们的呼号。

　　我的人类世界已经死去，我在世界上是完全孤独的，大街是我的朋友，大街以悲哀、痛苦的语言向我倾诉，其中包含着人类的不幸、渴求，懊悔、失败和徒劳的努力。一天夜里，接到消息说莫娜生病了，快饿死了，我从布罗卡街的立交桥下走过，突然想起正是在这儿，在这条凹陷的街道的污秽和沉闷气氛中，莫娜靠在我身上用颤抖的声音恳求我答应永不离开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她是被对未来的预感吓坏了。才过了几天我便站在圣拉扎尔车站的站台上看着列车启动，这趟车将要把她载走，她把身子探出窗外，我在纽约同她道别时她也是这样。她脸上仍挂着悲伤的、难以捉摸的微笑，最后那一瞥如此意味深长，可那不过是一副面具、一副被茫然的笑容扭曲的面具。仅仅几天以前她还难舍难分地靠在我身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到现在仍不清楚，于是她自己决定上了火车并且带着忧伤、神秘的微笑望着我，这微笑使我困惑不解，这是不公平、不自然的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现在站在立交桥阴影里的是我，我伸手去拉她，我绝望地依在她身上，唇边挂着同样难以捉摸的笑，这是我罩在自己的悲伤之上的面具我可以站在这儿茫然地笑，不论我的祷告多么充满激情，不论我多么焦急地盼望，我们之间隔着大洋——她将在那儿饿死，我却在这儿走过一条条街，热泪涔涔。

　　嵌在街上的就是这一类的残酷，它透过墙缝盯着我们，恐吓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突然对无名的恐惧做出反应时，当我们的心灵中突然侵入叫人发怵的惊慌时。正是它使街灯柱像鬼魂似地扭来扭去，使它们向我们招手，引诱我们走上前去听任它们死死抓住正是它使有些房子显得像一些秘密罪行的守护人，关闭的窗子又像看东西看得太多的眼睛眶。正是这种东西、这种嵌进街道的人为地貌使我突然看到头顶上方铭刻着“僵死的撒旦”时撒腿便跑。将要进入寺院时我看看到那儿写着“星期一、二接待肺结核病人，星期三、五接待梅毒病人”，这使我毛骨悚然。每一个地铁车站上都有咧嘴笑的骷髅用“谨防梅毒！”欢迎你。凡有墙壁的地方都贴着海报，上面画着有毒的蟹预报癌症的到来。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碰到什么，都有癌症和梅毒。

　　它写在天空上，它冒火花、跳跃，像一个凶兆。它已经咬食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只不过是月亮一样的无生命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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