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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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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易于吸收的时代,友谊容易建立,社会差别或者政治差别还没有加剧,一个年轻人其实最好是和一同奋斗的人学习,而不是跟比自己高明的人学习重要的东西。我又一次感到,——当然现在是比中学时代更为高级、更具国际性的程度——,集体的热情洋溢具有多么强大的促进作用。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全都出身资产阶级,甚至十分之九是出身犹太资产阶级,这样我们的倾向和热情,只是照式照样地加了一倍或者若干倍而已。 而在这个新世界里,年轻人来自互相冲突的各个阶层,来自上层,来自下层,这个是普鲁士的贵族,那个又是汉堡船主的儿子,第三个出身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族。我突然生活在一个圈子里,这里的确有衣衫褴褛、脚踏破烂鞋子的穷人。这个氛围,我在维也纳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的。我和那些酩酊大醉的酒鬼、同性恋者和吸吗啡的瘾君子同坐一桌,——十分得意地——和一个相当有名、刑满释放的骗子手握手(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这样他也就走到我们这些作家当中来了)。凡是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不大相信的各色人等,全都跑到这些狭小的饭店咖啡馆来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一个人的名声越坏,我就对他越感兴趣,想要认识一下他本人。 话说回来,我对这些声名狼藉的人所怀有的特殊的爱或者好感,陪伴了我一辈子。即使在我理当慎交的年代,我的朋友也常常责备我,尽跟一些什么道德败坏、很不可靠、真正会使人丢人出丑之辈交往。也许恰好是我出身的那个稳定安逸的氛围,和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而有负担这一事实,使我觉得把自己的生命钱财、健康和名声恣意挥霍,几乎不屑一顾的那些人,听凭激情发泄、偏执狂放、一无目的地活着的那些人着实迷人。也许人们在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发现,我对一切一门心思放荡不羁的人物怀有这种偏爱。再加上异国情调外国风光的魅力;几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陌生世界给我强烈的好奇心带来一份礼物。我认识了画家E.M.利里恩[36],德罗霍比茨的一位穷苦的信奉犹太正教的旋工师傅的儿子。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位真正的东方犹太人,从而也接触了这种犹太民族。它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狂热劲头,是我迄今为止从来也不知道的。 一个年轻的俄国人把当时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的《卡拉玛佐夫兄弟》[37]中最优美的段落翻译给我听;一位年轻的瑞典姑娘第一次把蒙克的图画拿给我看;我在一些(当然是)蹩脚画家们的画室里转来转去,观赏他们的技艺,有个信徒把我带进一个唯灵主义的圈子,——我感觉到人生的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真是看个没够。在文科中学里,我们专心致志的研究仅仅限于格式、韵律、诗句和字词,现在用来研究活生生的人。从清晨到夜晚,我在柏林总和新人交往,总和不同的人来往,时而精神振奋,时而大失所望,甚至被他们敲诈勒索。我相信,我在十年之内进行的精神上的社交活动,也不及我在柏林的短短一学期内结交的更多,这是我享受的完全自由的第一学期。 这样多种多样的启发想必会使我创作的兴趣极大提高,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而事实上,情况却完全相反;在中学里我兴之所至,忽发奇想,促使我的自我意识直线上升,而这时我的自我意识却疑虑重重地熔化开来。在我的诗集出版之后的四个月里,我都想不明白,我从哪儿找来的这股勇气,把那本并不成熟的诗集拿去发表;我一直觉得集子里的那些诗句写得优美、空灵,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称道的手工艺品,产生于一种雄心勃勃的玩弄技巧的快乐时刻,但是诗中多愁善感的流露并不真实。 同样,自从我这次接触到现实生活之后,我感到我最初写的小说都有一股香水纸的味道;在全然不知现实的情况下写出来,采用的是偷窥来的第二手技巧。我把一部最末一章都已写完的长篇小说带到柏林,本想让我的出版商欣喜一场。不久我就把它扔进炉子里,化为飞灰。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真实的生活,对中学时代才能的信念便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就像我在学校里留了几级似的。在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之后,的的确确停了六年才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诗集,又过了三四年才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作品。听从德默尔的忠告,我利用时间,从外语翻译外国作品。 我至今还认为,对于一个年轻诗人,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更深切、更有创意地理解自己的祖国语言,直到现在我还感谢德默尔的这一忠告。我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全部诗歌,魏尔兰、济慈、威廉·莫里斯[38]的一些诗篇,查尔斯·梵·勒贝尔格[39]的一出短剧,加米耶·勒摩尼哀[40]的一部长篇小说Pour me faire la main[41]。正因为每门外语有它特有的语汇和句型,首先会为翻译制造困难,它便要求译者找出相应的表达方式,这是非斟酌再三绝对写不出来的。从外语中顽强地找出其最为特有的表达方法,竭尽全力把它同样形象生动地在自己的母语之中表现出来,这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对我而言,总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的乐趣。正因为这种沉静的,其实是无人向你致谢的工作,要求极有耐心和坚忍不拔,我在中学时轻率浮躁,放肆大胆,忽视了这些美德,而这种工作我特别喜欢,因为这种译介尊贵的艺术珍品的活动,虽然并不显眼,我却第一次从中感到心里踏实,的确在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证明生命并未虚度。 今后几年我的道路应该如何,现在我心里已经清楚;多看,多学,然后再真正动笔!不要把匆忙制作出来的产品抛向世界——先要了解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柏林以它口味甚浓的小餐馆,使我更加饥渴难耐。我环顾四周,寻找夏天想去旅行哪个国家,我选中比利时。这个国家在世纪交替时期,在艺术方面飞跃发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发展的势头上,超过了法国。 绘画方面的克诺普夫[42]和罗普斯[43],在雕塑方面有康斯坦丁·莫尼埃[44]和米内[45],工艺美术方面有梵·德尔·维尔德[46],文学方面有梅特林克[47],艾克胡德[48],勒摩尼哀,他们为新欧洲的创造力提供了一个极了不起的尺度。尤其是爱弥尔·维尔哈仑[49]使我着迷,因为他为抒情诗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在德国还完全无人知晓,官方文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他和魏尔兰混为一谈,就像把罗兰[50]和罗斯当[51]搞混淆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发现了他。独自喜爱一个人,永远意味着加倍地热爱他。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段故事。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事情过快过多,记忆力再好也难以完全记住。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仑这个名字在今天是否还有什么意义。他却是法国诗人中第一个试图给予欧洲的,正好是瓦尔特·惠特曼给予美国的东西:肯定当代,肯定未来。他开始热爱现代世界,想要为文学赢得这个世界。机器对于别人意味着邪恶,城市意味着丑陋,现实毫无诗意;而他对于每个新的发明创造,每个技术成就都热情满怀。他为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洋溢热情,也热情高涨,他有意识地迸发热情,以便在激情之中更强烈地感觉自我。从起先的小型诗歌发展成气势恢宏、才思泉涌的颂歌。他向欧洲各国人民提出的口号是:“你们互相热情赞赏吧!”我们这代人的全部乐观主义,由于我们经历的最为可怕的倒退,在今日时代早已不可理解的这种乐观主义,在他的作品里第一次得到诗意的表现。他有几篇最优秀的诗作,还将长久地证明我们当时梦寐以求的那个欧洲和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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