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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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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恨我们呢,因为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只过了几年,他们还认得我们当中极少数人的名字。根据当年的教学方法,他们关心的只是记下“这个学生”在上次作业中犯了多少错误。他们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则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便毫无联系,因为教师和学生之间,讲台和学生座位之间,明显的上面和明显的下面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的障碍,阻止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一切联系。一个老师得把学生当作一个个人来观察,这要求老师对学生特别的个性有特别深入的了解,或者甚至于得对学生进行观察,写出“报告”。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当年却远远超出老师的权限和他的能力之外。 另一方面,师生之间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又会削弱老师的权威,因为这一来就把我们做“学生”的提到老师,提到“上级”的同一水平之上。对我而言,说明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之间,无论精神上还是心灵上毫无关联的最典型的事件乃是,我把老师们所有的姓名和脸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记忆力近似照相一样清晰,还保留着讲台和教师登录学生成绩的记分册。我们总想对这记分册瞄上一眼,因为里面有我们的成绩;我看见这本小小的红皮笔记本,老师在里面标明我们的优劣名次,用黑铅笔记上数目字。我看见我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写满了老师用红笔做的批改。但是在我面前,我看不见一张老师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老师面前总是低垂着眼睛,要不就是眼神漠不关心。 厌恶学校并不是什么个人的态度;在这枯燥烦琐的学校里,我们最好的兴趣和企图受到阻碍,我们感到无聊,受到压抑。我想不起来,我的同学当中,有谁不对此感到憎恶。可是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青少年时代这种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教学方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关的马虎懒散所致,而是在这里面有某种当然是严加保密的目的所在。我们面前的或在我们头上的世界把它们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了安全崇拜。它们并不喜欢年轻人,或者不如说,它们对年轻人始终都不信任。 资产阶级社会对自己制度的“进步”,对社会的秩序沾沾自喜,宣扬在生活的各种形式方面,中庸之道和稳步前进是人们唯一行之有效的美德。任何促使我们前进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年迈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老的部长们管理着,是个毫无野心的国家,一心只希望通过抵制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一切激进的变化,能够安全无恙地保留下来。年轻人出于本能总是要求出现快速的激烈的变化,因此被看成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摒除在外,或者遭到压抑。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我们在校学习时期,我们先得耐心忍耐,才能求得任何形式的步步高升。 这样不断排斥的结果,年龄的差别,就获得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价值。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倘若被当场抓获在抽香烟,就要受到惩罚,要想离开教室出去解手,得十分驯顺地先举起手来;即便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被看作乳臭未干,到了四十岁还被认为尚未成熟,不能担任要职。有一次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意外状况,古斯塔夫·马勒三十八岁就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的经理,整个维也纳都大吃一惊,窃窃私语:竟然把全国第一的艺术机构托付给了“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去掌管,(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才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认为每个年轻人都不怎么可靠,在当年任何圈子里都有这样一种怀疑。我父亲从来也不会在他的企业里接纳一个年轻人。谁若不幸长得特别年轻,到处都得克服别人对他的怀疑。年轻竟然会成为步步高升的阻力,只有年长才成为优点,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完全改变了的时代,四十岁的人竭尽全力想看上去像个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又想变成四十岁。在今天,年轻使人显得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充满自信,而在那个安稳的年代,每个想要飞黄腾达的人,设法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伪装,使自己显得老气一些。报上推荐使胡须加快生长的手段,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刚通过医学考试,就蓄起浓重的胡须,即使毫无必要,也都戴上金丝边的眼镜,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第一批病人心里可以产生他们“经验丰富”的印象。 他们穿上长长的黑色小礼服,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如果可能,就微微地突出一个小胖肚子,为了体现这种渴望的庄重老练。谁若有野心,在那个怀疑年轻人浮而不实的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拒绝显得年轻;还在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再背书包,为了不至于让人看出自己还是个中学生,我们就拎起公文包。今天我们看来,值得羡慕的一切优点,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信心十足、勇敢进取、好奇心切、生活乐趣,在那个只求“稳定”的时代,全都显得十分可疑。 只有看到了这一个奇特的态度,才可以理解,国家只把学校用来充当维护其权威的工具。我们首先得培养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老师的意见视为正确无误,父亲说的话当作无可辩驳,国家的各种机构看成绝对需要,万古长存。那种教育学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即使在家里也须奉行的是,年轻人日子不可过得过于舒适,在给予年轻人什么权利的时候,他们同时应该学会,他们还须尽些义务,尤其有义务完全听话。 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记,我们这些在生活中还一无建树、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得对人家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心存感激,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在我当时,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施行这种愚蠢的恐吓手段。使女们和愚蠢的母亲们吓唬三四岁的孩子,如果不立即停止吵闹,她们就要把警察找来。我们还是中学生,他们就威胁我们,要是在哪门副科上面成绩不好,就不让我们继续上中学,而要我们去当学徒,学门手艺——在市民阶级范围内,最可怕的威胁就是跌回到无产阶级当中去,——要是年轻人真心诚意地渴望获取知识,向成年人就严肃的时事问题寻求解答,成年人就回答一句:“这个问题你现在还不懂。”把年轻人给打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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