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21)_伍尔夫

二一

　　我依然游离在书页之外，心想，玛丽·卡迈克尔雕琢自己的作品时，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我怕她不小心变成我心中最无趣的那类人——一位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一位思想者。世界上有那么多新的事等待她去发现，她不用把自己禁锢在中上流家庭的大房子里。她带着友爱的精神，而不是怜悯或者屈尊的心情，走进洒满香水的小屋子，里面坐着情妇、娼妓和抱着八哥犬的妇人。她们身上穿着的粗糙成衣，一定是男性作家硬搭在她们肩头的。但玛丽·卡迈克尔拿出剪刀，把它们裁剪得贴合身体的每一处线条。她们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这是一幅奇景，但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因为玛丽·卡迈克尔在“罪恶”的自我意识面前犹豫了，这是性野蛮时代的遗物。她脚上还戴着过去残留的虚伪的阶级镣铐。

　　然而，大部分女性既不是娼妓，也不是情妇；也不会在一个夏日把八哥犬放上沾满灰的天鹅绒膝头，抚摸它们一下午。那她们都做些什么？我脑中浮现出河南岸某条长长的街道，无数人住在街道两旁的小巷。我想象一位老妇人穿过街道，一位中年女子搀扶着她，后者可能是她女儿，两人打扮得都很体面，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她们一定是把每天下午的盛装打扮当成一种仪式，等夏日来临，她们会把这件衣服和樟脑丸一起放入衣柜。

　　她们穿过街道时，街灯亮起（因为黄昏是她们最喜欢的时间），这种行为，想必她们已经重复了一年又一年。老妇人将近八十岁，如果你问她人生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会说，她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时街头的灯火，她听到爱德华七世诞生时海德公园的炮响。如果你锁定某个特定的日期，再问她，1868年4月5日她在做什么，1875年11月2日又在做什么，她会一脸茫然地说，她都不记得了。她做饭，洗盘子、杯子，送孩子们上学，放他们出去闯荡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没留下任何痕迹，都消失了。传记和历史对此没有记录一个字。小说难免会说谎，尽管它不是故意的。

　　如果玛丽·卡迈克尔在场，我要对她说，无数默默无闻的人生等待着被记载；我的思绪继续沿着伦敦的街道飘荡，我想象那些不留痕迹的生活，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两手叉腰站在街角的妇女，戒指已经深深陷进肿胀的手指，说话时带着一种莎剧的节奏，边说边比画；还有卖花、卖火柴的女人和干瘪的老太婆；还有那些游荡的女孩，她们变幻的面孔仿佛是阳光和云雾中的波浪，标示着男男女女的到来和橱窗里闪烁的灯光。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这一切都等着你去探索，攥紧你手中的火炬，首先照亮自己的灵魂，发现其中的深刻与肤浅、虚荣与慷慨，认清自己的意义，无论你美或平凡。人造大理石的街道上有一条拱廊，满是销售各种服装饰品的商店，各种化妆品的瓶子里飘出淡淡的清香，各种手套、鞋子和物品在香气中上下摇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认清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我想象自己走进一家商店，店里铺着黑白相间的地板，挂满美得惊人的彩色丝带。

　　我想，玛丽·卡迈克尔经过这里，肯定会停下来看一眼，因为这幅光景同样适合书写，不亚于任何一座雪山之巅或者安第斯山脉的岩石峡谷。还有一个女孩站在商店柜台后面——我想写下她的真实故事，就像拿破仑的第一百五十种传记，济慈的第七十次研究，或老Z教授等人正在写的关于弥尔顿式倒装句应用的文章。然后我踮起脚尖，非常谨慎地小声说（因为我很胆小，很怕被骂，更何况我之前差点遭到那种责骂），她应该学会一笑了之，不去挖苦另一个性别的虚荣——或者说特别之处，后一种说法攻击性不那么强。每个人脑袋后面都有一块自己永远看不见的盲区，大概有一先令硬币那么大。两个性别的人应该互相帮助，描述对方脑后这个盲区。

　　想想尤维纳利斯的评论和斯特林堡的批评给女性带来了多少好处。想想看，自古以来的男性有多么仁慈和敏锐，指出女性脑袋后面那个黑点！如果玛丽够勇敢、够诚实，她应该走到男性背后，告诉我们她有什么发现。如果没有女性描述那个一先令硬币大小的点，男性的形象永远没法变得真实和完整。伍德豪斯先生和卡索邦先生就是一个同样大小和性质的点。当然，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劝她故意轻蔑和嘲笑他人——文学已经证明，怀着这种精神写下的文字都是徒劳。人们会说，只要诚实，就一定会产生有趣的结果。喜剧的内容一定会更充实。新的事实一定会被发现。

　　不过，是时候重新回到书里来了。与其推测玛丽·卡迈克尔会写什么、该写什么，不如看看她实际写了什么。于是我继续阅读。我记得我对她有些不满。她打乱了简·奥斯汀的句式，让我没法炫耀自己完美的品位和挑剔的眼光。“是啊，是啊，写得不错，但简·奥斯汀写得比你好多了。”这么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必须承认，她俩没有任何共同点。不仅如此，她还进一步打破了文章的顺序——我们预料之中的顺序。也许她这么做不是故意的，只是想还原事物本来的顺序，作为一名女性写作。

　　但结果却令人困惑；我们看不到浪潮涌起，看不到危机即将到来。因此，我无法炫耀自己的情感深度，或是对人心的深刻见解。每当我预感在某处感觉到某种熟悉的感情时，感觉到爱情或死亡时，那个恼人的东西就会把我拉扯到一边，仿佛重点还在前面不远处。她让我们没法说出那些掷地有声的论调——关乎“基本情感”“人性的共通之处”“人心的深度”等话题，支撑我们的信念，让我们相信不管我们表面上有多聪明，内心都是非常严肃、深刻和高尚的。她反而让我们觉得我们不严肃、不深刻、不高尚，而是——这个想法就不怎么讨人喜欢了——思想懒惰、保守。

　　我继续往下读，注意到其他一些事实。她显然不是“天才”。她没有对大自然的热爱、炽热的想象、狂野的诗情、杰出的才华，也没有继承伟大前辈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的深沉智慧；她笔下没有多萝西·奥斯本那样的韵律和尊严——她只不过是个聪明姑娘，她写的书不出十年，就会被出版社化成纸浆。尽管如此，半个世纪前有些女性比她更具才华，但少了几种优势。对她来说，男性不再是“敌人”；她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责骂他们；她不用爬上屋顶，渴望旅行、经验、了解世界和人，不再因为得不到这些而烦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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