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5)_伍尔夫

五

　　没过多久，我们就自在地聊了起来。之前独自一人时，我们脑中冒出过许许多多好奇的话题，现在见面了，难免要把它们都拿出来聊上一番——有人结婚了，有人没结；有人这样想，有人那样想；有人意外飞黄腾达，还有人居然落魄了——话匣子一打开，我们自然而然体察起了人性和这个神奇的世界。谈论的时候，我羞愧地意识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一个场景，因此放任所有话题自生自灭了。我们可以聊西班牙或葡萄牙，一本书或者一场赛马，但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大约五个世纪以前泥瓦匠们在高屋顶房子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带来了大把大把的钱，浇灌进房屋的地基里。

　　这个场景在我脑中生动地再现，又被另一个场景取代：瘦弱的牛、脏兮兮的市场、蔫了的蔬菜、吝啬的老男人。这两幅图景不相同也不相关，看上去很荒唐，但它们总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争斗，占满了我的大脑。为了防止我们的对话被曲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出我心中所想，运气好的话，它就能像埋在温莎的老国王的头颅一样，棺材盖一打开，就萎缩、消散。于是我简短地告诉玛丽·塞顿，泥瓦匠在小教堂的屋顶上忙活了那么多年，那些国王、女王和贵族扛来了那么多袋金币银币，一铲子一铲子埋进土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资本家们的支票和债券取代了过去的锭块和粗金块。那些学校地下埋了那么多钱，可我们这所学校、这些华丽的红砖和花园里疯长的野草下面埋了什么呢？我们吃饭用的这些简陋餐具，这些（我不知不觉脱口而出）牛肉、奶黄和梅干背后，又有怎样一股力量？

　　事情是这样，玛丽·塞顿说，1860年前后——哦，来龙去脉你都知道，她这样说道，我猜这段故事她都讲烦了。但她还是说——“这所学校先是租好了房子，然后成立了委员会，写了地址寄出了信，拟好了公告。开过了会，宣读了回信，他们收到许多这样那样的承诺，但某某先生一分钱都不肯掏。《星期六评论》更是过分。我们怎么筹支办公费用？要搞义卖吗？能拉个漂亮姑娘帮我们撑撑场面吗？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有什么意见。谁能说服某某报的编辑刊登一封信？能不能请某某女士签个名？某某女士出城去了。六十年以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大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克服了最大的困难，终于才凑到了三万英镑。因此，我们当然没钱喝酒吃山鹑，也请不起侍者顶着餐盘给大家上菜，”她说，“我们买不起沙发，租不起分房间的房子。”“各种便利设施，”她从某本书里引用道，“以后再说吧。”

　　一想到那么多妇女年复一年的工作，却连两千英镑都很难攒下，一想到学校的创办人费这么大的劲才筹到三万英镑，让人忍不住嘲讽一番，我们这个性别的人活该如此贫穷，太不应该了。我们的母亲不去给我们挣钱，都在忙活些什么？忙着往脸上擦粉？看商店橱窗？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花枝招展？壁炉上有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如果是的话——她闲暇时肯定是个败家子（她跟一个教堂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但如果她的生活如此放荡奢侈，她脸上却没留下多少欢愉的痕迹。

　　她长相平平，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系着一条大格子围巾，别了一枚大胸针。她坐在一把藤椅上，正在哄一只西班牙猎犬看镜头，脸上的神情愉悦又紧张，仿佛她知道闪光灯一闪，狗就会扑上去。如果她去做生意，经营一家人造丝厂，或者当个证券大亨，如果她能给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舒舒服服地坐着，谈论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相对论和地理。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像她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掌握了伟大的致富之道，并留下遗产，用来为女性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发放奖金和奖学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单独地坐在这里，惬意地吃鸟喝酒，我们可以靠着某人慷慨捐赠的职业，度过愉快又体面的一生，这一切不再是奢求。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去写作；我们可以去圣地游荡；可以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沉思；可以上午10点钟才到办公室，下午4点半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写点小诗。

　　如果塞顿太太这类人十五岁就开始做生意，这样一来——问题出现了——玛丽就不会被生下来。我问玛丽对此做何感想。窗外是10月的夜晚，宁静而美好，黄了叶子的树梢上刚好点缀着一两颗星星。玛丽经常想起（他们家虽然人很多，但活得很幸福）她小时候在苏格兰玩的那些游戏、经历的那些争吵，总是不厌其烦地称赞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好吃的蛋糕。但如果说只要她放弃这一切，就会有人大笔一挥，给芬汉姆提供五万英镑左右的资助，她愿意吗？要想有钱资助学校，就注定顾不上家庭。一边抚养十三个孩子一边挣大钱——这根本没人能做到。想想看，现实就是这样。首先，生孩子要怀胎九个月。孩子生下来后，哺乳期又要耽误三或四个月。

　　孩子大点之后，当然还要付出五年时间陪孩子玩。你总不能让孩子满大街乱跑。有人去俄罗斯，见过孩子疯跑的景象，那可不怎么令人愉快。据说，孩子的人格就是在一到五岁之间形成的。如果塞顿太太忙着赚钱，你上哪去留下这些关于游戏和争吵的记忆？你又怎么会了解苏格兰清新的空气、蛋糕和其他东西？更何况这些假设根本不成立，因为你根本不会存在。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给大学和图书馆的成立打牢了基础，那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也不成立：第一，她们根本没法挣钱；第二，就算她们能挣到钱，法律也没有赋予她们持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过去的四十八年里，塞顿太太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小钱。在此前几个世纪里，女人的财产属于自己的丈夫——一定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塞顿太太和她妈妈才与证券交易所无缘。她们会想，我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会被拿走，交给我聪明的丈夫来处置——设立奖学金也好，资助贝利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也好。既然如此，就算我能挣到钱，我也没什么动力去挣。挣钱的事情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

　　不管那位看着西班牙猎犬的老妇人有没有错，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亲一辈在自己的事情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毫无疑问。结果，她们没留下一分钱，没法建设“便利设施”，没钱喝酒、吃山鹑、雇用校官、打理赛马场、看书、抽烟、去图书馆、休闲娱乐。从平地之上盖起一堵墙来，已经是她们所能做到的极限。

　　我们站在窗边，一边交谈一边欣赏夜景，像千千万万人每天晚上做的那样，遥望下方这座名城的穹顶和塔楼。在这个秋天的月夜里，它显得格外美、格外神秘。历史悠久的石块洁白而庄重。我们想到那里的藏书，那些挂在独立房间墙上的老教士和名人肖像画，那些彩窗在步道上投下的奇妙的球形和月牙形影子，那些石碑、纪念碑和上面的铭文，那里的喷泉和草坪，那些望得见安静庭院的安静房间。我还想到（原谅我这样想）令人沉醉的烟和酒，可以深深陷进去的扶手椅，舒服的地毯：那种奢侈、私密和宽敞的环境带来的优雅、舒适和尊严。相比之下，我们的母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完全不值一提——她们忙着给圣安德鲁斯的牧师生十三个孩子，连三万英镑都很难拿得出来。

　　我回到下榻的旅馆，走过黑漆漆的街道，思前想后。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都会陷入沉思。我想，为什么塞顿太太没钱留给我们，贫穷对一个人的心智会产生什么影响，财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想到今早看到的那个披着裘皮的古怪老绅士，我想起他们听到有人吹口哨会拔腿就跑，我想起小教堂的管风琴轰鸣和图书馆紧闭的大门，我想到被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又转念一想，要是被关在里面则更不愉快，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和动荡，我想到一种传统和一种传统的缺失会怎样影响一个作家。

　　最后我想到，经过了这一天的磕磕绊绊，是时候把所有争论、印象、愤怒和欢笑一起，揉成一团扔进树篱里。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夜空中闪烁。面对深不可测的世界，我一个人显得如此孤独。所有人都睡去了——有的俯卧，有的平躺，都陷入了沉默。牛桥的街道上似乎没有人醒着。旅馆的门突然开向两边，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推开——没有仆人帮我点灯，送我回屋睡觉，夜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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