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9)_安妮·埃尔诺

九

　　对于这个世界，母亲一面欣赏他们所受的良好教育、他们的高雅气质以及他们的渊博知识，并且为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她又担心在这些彬彬有礼的背后会隐藏着对她的看不起。她的那种耻辱感一直缠绕着她，她觉得我也摆脱不掉。（可能还需要一代人才能全部抹掉。）所以在我结婚前的那天，她还这样嘱咐我：“努力把你的家庭经营好，可别让人把你休了。”就在几年前，提到我的婆婆时，她还说：“一看就知道她跟我们的出身不一样。”

　　她担心自己得不到我们的爱，于是就尽全力照顾我们。她首先对我们最后一年的学业给予了经济上的资助，接着又总是送东西让我们高兴。另一个家庭的人幽默风趣，有独创性，但他们不觉得自己必须做什么。

　　我们搬到了波尔多，后来又到了安纳西，因为我丈夫在那里的政府管理部门谋到了一个职位。我每天要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山区中学教书，回家还要做饭，照看孩子，成了一个一点空闲都没有的女人。我一点也不想念我的母亲，对我来说，她就像我的婚前生活一样遥远。可她每半个月给我们写一封信。信总是以“最亲爱的孩子们”开头，并且总是说为路途远而帮不上我们感到遗憾。回信时，我总是草草两句作罢。我每年夏天回去看她一次，待上两天，给她讲讲安纳西，讲讲我住的公寓，以及滑雪场。有父亲在跟前时，她会说：“你们都好，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好像特别想让我跟她说说我的丈夫，说说我和他的关系，可我总是只字不提，于是她感到很失望。“他能不能让我的女儿感到幸福？”困扰她的这个问题总是得不到答案。

　　1967年，父亲患了心肌梗死，四天之后就去世了。我无力描述这些时刻，因为在另一本书里我已经做过了，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的叙述，使用其他的词语，使用其他的语句次序。在这里，我只想说，我看见母亲在父亲死后给他洗脸，给他换上干净的衬衣，给他穿上礼拜日的盛装。母亲对父亲温柔地说着悄悄话，像是在哄着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给他洗澡，哄他睡觉。看着她那干净利落且又准确无误的动作，我还以为她早就想到他会死在她的前面。第一天晚上，她还和他躺在一张床上，睡在他身边。直到灵车把他带走之前，她还趁招呼顾客的间隙上楼看他两眼，在生病的那四天里也是如此。

　　葬礼过后，母亲极度疲惫、忧伤，她难过地对我说：“失去老伴真是太痛苦了。”她继续像以前那样经营着她的生意。（我最近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段文字：“绝望是一种奢侈。”我失去母亲以后，能有时间和办法写这本书，这可能也是一种奢侈。）

　　母亲与更多的家庭来往，她在小店里和年轻妇女们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天。咖啡店关得也比以前晚了，现在有更多的青年人来光顾。母亲现在饭量很大，又重新变得强壮了。她说话滔滔不绝，有点像年轻女孩那样敞开心扉，并且她还得意地告诉我有两个鳏夫在追求她。1968年5月，她打电话告诉我说：“这里也在发生变化，都在变！”然后，第二年夏天，就开始了整顿秩序。［后来，她为左派分子在巴黎劫掠了食品杂货店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她眼里馥颂（Fauchon）就和她的杂货店一样，只不过比她的规模大一些罢了。］

　　她在信里告诉我，她忙到没有时间去感到无聊。但在内心深处，她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和我一起生活。终于有一天，她羞答答地开口了：“如果我要是住你那里，我还能帮你照顾家。”

　　在安纳西，我想起母亲便十分内疚，有一种负罪感。我们住在一幢“资产阶级的大房子”里，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而母亲则什么都不能“享受”到。我想象着她和外孙们一起生活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她曾经一直盼望我能够得到这一切。1970年，她的店作为普通住宅卖了，因为作为商铺出售没有人要，然后她就搬过来了。

　　那是在一月份的一个暖融融的下午，她是坐着搬家公司的大卡车来的。当时我还在学校里上课，回到家我看到她在花园里亲切地搂着一岁的小外孙，监督着工人搬家具和几箱杂物。她的头发全白了。她笑着，浑身透着使不完的劲儿。她见我来了，从老远就朝我喊道：“你回来得可够早啊！”我的心突然沉了下来，当我意识到：“从现在起，我将永远生活在她的眼皮底下了。”

　　起初，她并不像我所预期的那么幸福。一夜之间，她的生意结束了，随之结束的还有她对买卖失败的担心和终日的劳累。来来往往，与顾客聊天，能够赚自己的钱的那种骄傲也随之而去了，现在她只是一名“老奶奶”。在这里，没有人认识她，她能够说话的人只有我们一家人。她的世界突然变得狭小而又毫无生气。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世上的生活常常是这样：在孩子家生活，就等于分享她引以为豪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她常常跟她的娘家人说：“他们家很富裕的！”）同时，也意味着她的生活方式出现许多改变，比如：不能再在门口的暖气片上晾抹布，“对一些东西要格外小心”（唱片、水晶花瓶等），要“讲个人卫生”（不能用自己的手帕给孩子擦鼻涕）。我们发现，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犯罪案件、交通事故，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对她却意义重大。还要注意邻里关系，时刻注意别“打扰”别人（她的这些担心甚至会被嘲笑）。这里不同于她自己的家，她等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一方面接受她，但另一方面又排斥她。有一天，她终于生气了：“我在这里生活得一点都不舒服。”

　　于是，有时她身边的电话铃响了，她赌气不去接，在走进她女婿正看球赛的客厅时故意用力地敲门，不断地找活儿干。她说：“如果你们要不给我找活干，我只有走的份儿了。”然后她又笑着说：“得让我付我的住宿费！”就为这，我们俩不知争吵过多少次，我责怪她过于贬低自己，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待在我家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和我在少女时代与那些“比我们高一等”的同伴相处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好像只有“下层阶级”能对这种差别感到痛苦，而其他人丝毫没有）。后来，她把自己装成一名公司雇员，她本能地将读《世界报》（Le Monde）、听巴赫的子女们对她在文化上的、真实的主导关系，转化成老板对工人的在经济上的、想象的主导关系，这也是一种反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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