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7)_安妮·埃尔诺

七

　　有时在与别人交谈时，她偶然用一些人们习惯上根本不用的，而她不知是从哪本书中看到的或是听到那些“有身份的人说过的”词句时，她会有些犹豫，甚至有些脸红，因为她怕用错，怕我父亲嘲笑她，给他留下笑柄。但一旦她感到有信心，她很乐意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如果她觉得有些话是隐喻（“他把心悬吊着！”或者“我们只是匆匆路过的鸟儿……”），她会边说边笑，希望它们听起来不那么矫情。她喜欢“品质好的东西”，喜欢“穿得出去”的衣服。她喜欢到春天百货去买衣服，她认为那里比新世纪百货的衣服更“时髦”。自然，她和他一样，对装饰在眼科专家手术室里的地毯和画作印象深刻，但她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她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是“我厚着脸皮”（来做这个或那个）。当我父亲评论她的新衣服或她出门前的精心妆容时，她会激烈地回答：“毕竟，一个人必须保持自己的地位！”

　　她渴望学习那些礼仪规则（她总是怕自己不懂，不知该如何去做），记一些新潮时髦的东西，比如：那些大作家的名字、刚搬上银幕的电影名字（但她没有空去看电影）、花园里种的花的名字，等等。她总是非常用心地听别人说那些她不懂的事，这主要是出于好奇，但同时也是想在别人面前显示一下她多么虚心学习。在她看来，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首先得学习。她常说：“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知识才是最美的。书是她唯一细心对待的物品，每次她都是先洗手再去拿书。

　　她想跟我学习。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总让我给她讲我在学校里看到或听到的事，讲我学习的内容，讲我的老师。她特别喜欢用我使用过的词说话，如“课间”（récré）、“作文”（compos）或是“体育”（gym）等。她觉得如果她说错了，我给她纠正是很正常的事。她不再问我是否想要“吃零食”而改用“品尝”一词。她带我去鲁昂参观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到维勒奎尔（Villequier）去参观雨果家族的墓地，她总是表示出很高兴欣赏的样子。我读什么书，她也跟着读，那都是书商们推荐的。

　　有时，她也会翻一下某位顾客落在柜台上的《刺猬》（Le Hérisson），然后笑着说：“这杂志很蠢，可我们还在看呢！”（她同我一起去参观博物馆，与其说她在欣赏埃及花瓶时得到了满足，不如说她因领我走近知识和品位而感到自豪，她知道这是文化人的品位。如果说，大教堂里的卧像、狄更斯和都德取代了有朝一日被抛弃的《知心话》杂志，毫无疑问，这是为了我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她的。）

　　那时，在我印象中母亲比父亲更高一级，因为和父亲相比，她更像一名老师、一名教授。她身上的一切，她的权威、她的愿望、她的抱负都放在我的学习上。我们一起谈文学作品，我给她朗诵诗歌，品尝鲁昂茶室的糕点，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在这种默契里没有父亲的位置。父亲带我去游乐园，去看马戏，去看费南代尔（Fernandel）的电影。他教我骑自行车，辨认花园里的蔬菜。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而和我母亲在一起是在“谈心”。他们两人中，她是权威的化身，她是法律。

　　在她快到五十岁时，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日眉头紧锁。她依然那么好强，身体健壮。她还是那么慷慨大方。她把头发染成金黄或是暗红色。在她不再有义务对客人保持微笑的时候，她的脸看上去经常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总是没事找点茬儿，以便发泄她对自己生活条件的不满。（市中心重新修建的大商场威胁到了她的小店的生存。）她还经常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吵架。我外祖母过世后，她哀悼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养成了一周里提前几天去做弥撒的习惯。她身上一些“浪漫”的东西彻底消失殆尽了。

　　1952年夏天，她已年满四十六岁。我们全家人一起乘大客车到埃特勒塔（Étretat）游玩。她怕邻居们笑话她，就穿着丧服出门，但到了目的地，她便躲到岩石后面换上了那件大花的蓝色丝绸的连衣裙。她拽着草丛，沿山崖上爬着，只见她气喘吁吁地跟在我身后，一直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她脸上的汗珠在脂粉上闪闪发光。她已经两个月没来月经了。

　　在青春期，我和她决裂了，我们之间只有斗嘴吵架。

　　在她还是年轻姑娘的那个时代，女孩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否则就被认为是堕落。在当时，人们是不能谈论“性”的。“性”这个字眼只有在人们打趣时才可以提到。它成了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好坏的社会道德标准。母亲从未跟我谈过任何这方面的事，我也从不向她问起有关这方面的事，因为对于这种事，好奇本身就被视为下流和堕落的开始。因此，在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当我告诉她这件事时，她红着脸递给我一个月经带，连如何使用也不跟我说一句。

　　她并不喜欢让我长大。我脱衣服时，她看到我日趋成熟的身体很反感。可能她认为我的乳房和臀部的发育都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意味着我会去追求男孩子，进而荒废学业。她希望我永远做小孩子。在我差一周满十四岁时，她还说我只有十三岁，让我穿百褶裙、短袜和平底鞋。直到十八岁时，我们的争吵总是因为她不允许我出门，以及不允许我穿什么样的衣服等引起的。（例如，她一再要求我裙子外面再套一件紧身褡，“你会看起来更得体”。）她时不时地发火，似乎是说：“你总不能像这样出门吧”（穿这样的衣服，梳这样的发型），但在我看来这些却是很正常的。我们俩都知道对方的想法：她知道我想出去讨男孩子喜欢，而我知道她害怕我“遭遇不幸”，也就是说我会随便在外边和什么男人睡觉，而且会怀孕。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她死掉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现在我写着这本书时，我眼前呈现的一会儿是一个“好”母亲的形象，一会儿又是一个“坏”母亲的形象。为了摆脱这种来自早期童年的摇摆，我试图在写这本书时把母亲想象成别人的母亲，那个女孩也不再是我。这样，我便可以尽可能以中性的方式刻画她。但她的有些表达（比如“你要倒霉的！”），对我来说，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抽象的表达那样（比如“拒绝身体和性行为”）是中性的。有时我想起她的这些表达时，我的感觉和十六岁时听到她对我亲口说这些话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失望。转眼间，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女人，却又混同于某些非洲母亲的形象，她们会紧紧地拽住自己女儿的胳膊给她们做割礼。

　　她不再是我的榜样。我开始关注《时尚回声》（L'Écho de la mode）杂志里介绍的女性形象。她们和我寄宿学校的小资产阶级同学的母亲们相似：纤细的腰肢，举止文雅，跟她们的女儿说话时称“我亲爱的宝贝”。和她们相比，我觉得我的母亲很浮夸。当她把酒瓶子夹在两腿中间起瓶盖时，我赶紧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我为她讲话的粗鲁和举止的不文雅感到羞耻，特别是当我觉得我跟她很像的时候就更令我痛苦不堪。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