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5)_安妮·埃尔诺

五

　　接下来是经济危机的年代，接连不断的大罢工，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布鲁姆（Blum），一个“为工人阶级而斗争”的人，人们谈论着社会规律，咖啡馆里像过节般热闹。人们迟迟不愿离去。母亲的家人来了，家里的地上到处都铺上了垫子。他们空手而来，走的时候却在包里装满了各种吃的东西。（母亲送起东西来很大方，难道她不是家里唯一摆脱了贫穷的人？）但她和父亲那边的家人相处得却不那么和睦，母亲为此非常痛苦。他们的小女孩，性情开朗而又有些神经质。

　　从照片上看，她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一双小短腿，膝盖向外凸着。她笑着，一只手放在脑门上遮住太阳。另一张照片是她和她的表姐一起照的。她和表姐肩并肩地站着，看上去表情很严肃，可实际上，她在将手指岔开玩着。1938年，她在复活节的前三天死于白喉，这就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姐姐。为了能够让孩子过上幸福的日子，他们当时只要了一个孩子。

　　不久，他们痛苦的伤口逐渐愈合，只是他们依然神情忧郁，每日向“天上的小圣女”祷告。生命重回，到了1940年初，母亲又怀上了孩子，那就是我。我于9月份降生了。

　　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

　　两个月前，我开始写下“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这句话我现在完全可以接受了，甚至可以像在读描写别人的话一样那么无动于衷。可是我依然不能到她住过的医院或是托老院去，也不能够再回忆她临终前的那一刻所发生的，我已经忘记了事情的细节。我原以为自己会写得很快，可事实上，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思考那些要讲述的事物的顺序，选择哪些材料，使用哪些词汇，好像真的存在着一种理想的顺序，能够把关于我母亲的真理表现出来，但是我并不知道它包含什么。在我写作的那一刻，对于我最重要的，仅仅是发现这一顺序。

　　大转移：她和邻居们走在通往尼奥尔（Niort）的大路上，困了就睡在谷仓里，渴了就喝几口“当地的酒”。一个月后，她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越德国人修建的路障，回到家里分娩。她没有丝毫的胆怯，当时的她浑身是那样的脏，以至于我父亲都没认出她来。

　　在敌人占领法国的时候，山谷边的人们都搬到了杂货店附近，希望能够得到正常的供给。母亲努力不让每一个人饿着，尤其是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她特别爱帮助别人，让别人说她好，为此她特别自豪。当空袭时，她不愿到半山腰的防空洞里去躲避，而是“宁可死在自己家里”。下午，在空袭的间隙，她用小车推着我出去晒太阳，为的是让我更强壮一些。那个时期，人们好像特别容易接近。

　　在公园的长椅上，她会和那些在沙坑前做编织的、安分守己的年轻媳妇们交朋友。我的父亲独自守着空店。后来，英国人和美国人进驻了里尔伯恩，他们的坦克穿越峡谷，沿路投掷一些巧克力和袋装的橘子粉，人们就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捡着。每天晚上，咖啡馆里坐满了士兵，像过节一样，他们有时大声喧哗，显得非常热闹。这里的人们都学会了用英语说“您请坐”。后来，母亲跟我说起战争时期的事就像讲一部小说，那是她生命中最富冒险的经历了。（她非常喜欢《飘》那本书。）可能在共同的灾难降临时，个人奋斗的野心会暂时消失，因为那个时候，个人奋斗是无用的。

　　那些岁月中的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她把头发染成棕红色。她的音域很宽，喊叫起来挺吓人的。她也特别爱笑，笑的时候连她的牙齿和牙龈都露出来了。她总是爱一边烫着衣服，一边唱着《樱桃的季节》（Le temps des cerises）、《里吉达，爪哇美丽的花朵》（Riquita，jolie fleur de Java）等歌曲。她戴着发带，穿着蓝色宽条的夏裙，另一条裙子是米色的、很柔软的带凹凸花纹的。她常常对着挂在洗碗槽上方的镜子，用小粉扑往脸上扑粉，从唇心开始涂抹口红，往耳朵后面喷香水。为了系上束胸，她使劲倚着墙壁，致使她的皮肉在位于下方的、打着玫瑰结的束带那里都被挤了出来。她身体的一切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那时我想，长大后我将成为她。

　　一个星期天，他们带着我来到山坡上的树林里野餐。我记得我坐在他们中间，耳畔沉浸在声音和身体的安乐窝里，沉浸在连续不断的笑声中。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空袭。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车杠上，母亲在我们前面骑车下坡，她僵直地坐在车上，臀部紧压着车座。我很害怕炮弹，害怕她会死掉，我觉得我和父亲两个人都非常爱她。

　　1945年，他们离开了山谷，这都是为了我。因为那里雾气大，气候潮湿，我不停地咳嗽。我身体虚弱，不好好长个儿。于是他们决定搬到伊沃托。战后那一段时间比战争期间还要艰难，什么东西都限量供应。因此，那时黑市盛行，靠黑市发财的人越来越多。在尚未买到适合做买卖的房子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在满目疮痍的大街上转。她带我到教堂祈祷，教堂临时设在剧院的大厅里，原先的教堂已被烧毁了。我父亲每天上班，他去填弹坑。我们住在一座有两间屋子的小房子里，没有电，屋子里靠墙边摆放着一些过时的旧家具。

　　三个月后，母亲又活过来了，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免于战火的街区盘下了一家半乡村风格的咖啡食品店。小店里只有一间很小的厨房，楼上有一间卧室和两间小破屋，可以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吃饭和睡觉。但是，它有一个大院子，还有用来储藏木材、草料的棚子和一个压榨机。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顾客买东西都是用现金支付。父亲一边在咖啡间里忙活着，一边种菜，养鸡，养兔，还自制苹果酒，并直接将酒卖给顾客。

　　当了二十多年工人后，父亲又回到了半农民的生活方式中。而母亲负责进货，算账，管理钱物。就这样，渐渐地，他们的经济状况开始比他们周围的工人好了，成功地买下了这个商铺和旁边的一间小平房。头几年的夏天，在休假时，在里尔伯恩的老顾客们来看他们，这些老顾客是全家一起坐汽车来的。见面后他们相互拥抱，甚至还激动得流了泪。大家把咖啡桌连起来摆好，一起吃饭、唱歌，回忆着被占领时期的那段艰难的生活。但到了50年代初，这些人就不再来了，母亲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必须得向前看。”

　　母亲四十至四十六岁时的画面：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她居然闯进我们正在上课的教室里，要求女老师找回我忘在洗手间里的羊毛围巾，并说那是她花了许多钱买的。（以致后来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记得那条围巾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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