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3)_安妮·埃尔诺

三

　　孩子们可以任意逃课，没有哪个家长会责备他们，什么也不会影响，但是他们绝不能不去做弥撒。因为即便是在小教堂，也可以让你有一种参加弥撒所体会到的那种富有、美好和精神的享受（刺绣的袍子、金色的圣杯和赞美诗），让你觉得活得不像只狗那么低贱。我的母亲很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理问答是唯一让她学起来着迷的东西，她可以熟练地背诵所有的答案。（后来，她还总是充满激情地做祷告，好像是为了证明她全懂似的。）

　　十二岁半，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地离开学校，这是普遍的规则^①。在一家人造奶油工厂，她饱受寒冷和潮湿之苦，湿漉漉的双手生满了冻疮，可是她却从未“看到”人造奶油。她“少女梦幻”的时代就这样度过了。那时她最热切盼望的是星期六的晚上，她能给妈妈带回工资。领工资时，她只给自己留下够买一本《时尚新闻》（Le Petit Écho de la Mode）杂志和一些米粉的钱。另外，她还为自己留下了在车间里的开怀大笑和仇恨。一天，工头的围巾被机器的皮带缠住了，但是没有人出来帮他的忙，他不得不依靠自己才摆脱险境。我的母亲当时就站在他身旁。如果一个人没有遭受过同样的对待，怎会理解她的疏远呢？

　　﹛①　然而，只说过去是错误的。在1986年6月17日的《世界报》上，我们读到了关于我母亲所在的上诺曼底大区的报道：“尽管有所改善，但从未得到弥补的学校教育的落后，仍在产生影响（……）。每年有7000名年轻人离开学校系统，没有接受任何培训。他们来自降级班，无法获得实习资格。据一位教育学家说，他们中的一半人甚至看不懂为他们所构思的两页纸。”﹜

　　随着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运动的兴起，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缆绳厂，当地所有的青年人都被招进这个工厂。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及两个兄弟全部进厂当了工人。为了孩子们上班方便，我的外祖母决定把家搬到离工厂近一点的地方，于是她在距工厂一百米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小房子。她晚上和儿女们一起收拾好东西。母亲很喜欢缆绳厂干燥整洁的车间，在这里没有人阻止她们一边工作一边说笑，她为自己成为大工厂的工人而自豪：相比于那些野蛮人、那些天天跟在耕牛后面的姑娘们，她更加“文明”；与那些奴隶们、那些不得不“给主人擦屁股”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佣人相比，她是自由的，但她还是觉得这一切与她的朦胧的梦想之间有差距：当一名商店的女售货员。

　　与大部分多子女的家庭一样，我母亲的家庭就像一个部落，就是说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着半农民、半工人的生活。他们说话都是大嗓门，不分场合，男女都如此。他们既热情奔放又生性多疑、易怒，“表达不出”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总之，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能力而自豪，他们很难承认别人比他们更有本事、更勇敢，久而久之，他们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人物”。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有那种英雄不得志的无名火，他们投入生活中的一切，猛劲儿地干活，大吃大喝，大哭大笑，笑的时候甚至能笑出眼泪，不一会儿又宣称“我没有本事了”。

　　他们中数我的母亲最粗暴和自负，她的那种处于社会下层的反抗意识最强烈，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判。提起富人，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比他们强多了。”见到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就会说：“我的身体比她棒。”她见到什么拿起来就读，唱新潮歌曲，往脸上涂粉，与伙伴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看戏剧，看《耻辱的罗杰》和《冶金厂厂主》，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快乐。

　　但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座小镇，人们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乐趣就是尽可能多地知道别人的隐私，对女孩子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监督。所以，女孩子们无一不被夹在“享受青春”的欲望和“被人指责”的困扰之间。我的母亲想尽量按照舆论的要求去做，做一名“靠谱的女工”。她去做弥撒，领圣体圣餐，在孤儿院的修女那里学着给自己绣嫁妆，从不单独和男人到树林里约会，等等。可她不知道，她穿的超短裙、她留的男孩子式的短发，以及她的“放肆的”目光，尤其是她每天和男人们在一起干活，这足可以使她成不了一名她所期望的、人们所认为的“得体女孩”了。

　　我母亲的青年时代可以这样概括：她在努力，尽量避免命运会给她带来的不幸，尤其是贫穷，可能还有酗酒。她要尽量避免一名女工身上常出现的“放纵”行为。（比如吸烟，或者衣冠不整地上街，夜晚在街上东游西逛，等等。她知道那样就不会有“靠谱的好小伙”娶她了。）

　　她的兄弟姐妹们没能逃脱这一切。在近二十五年里，她有四个兄弟姐妹先后过世。这都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大量酗酒的缘故，只有酒精才可以填补他们的空虚，男人在咖啡馆里喝，女人在家里喝。（只有一个最小的妹妹不酗酒，现在还活着。）他们只有在喝得半醉时才高兴，才有话说，其他时候，他们总是沉默不语，当他们的“好工人”或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女佣人。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于只用与酒有关的词来评判他们，“微醺”，“醉醺醺”。记得在圣灵降临节的前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见了我的姨妈M，她像往常那样每个休息日都要提着盛满空酒瓶的篮子进城。她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和我拥抱，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我想如果我没有在那一天遇到我的姨妈，我的写作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结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能否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因此必须看准那个男人是否能够“让女人幸福”。当然不能够嫁给一个种地的男人，即使他很有钱也不行，因为他会让你一辈子在没有电的乡下挤牛奶。我的父亲在缆绳厂上班。他高高的个子，人长得很标致，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不喝酒，一心存钱成家。他性格沉稳，开朗，比她大七岁。（可不能嫁给一个“小屁孩儿”！）母亲曾有一次微笑着红着脸对我说：“不少小伙子追求我，想和我成亲，可我只看中了你父亲。”接着补充道：“他看上去可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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