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记忆(28)_安妮·埃尔诺

二八

　　当时是1960年10月初的秋天。再过几天，我将和R一起乘船去迪耶普，离开英国，回到伊沃托，到鲁昂大学注册预科。在英国写的最后一封信：“经过了一年的无所事事，我又要重拾学业了，我肯定会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很困难。但是，做点事情总是好的，因为会觉得自己是有用的，自己在创造价值。只是写的东西真的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

　　我从杂货店到大学，坐快车或轨道机动车半小时就能到。大学里没有女生宿舍，我也不想住进凄凉的修女院。虽然父母让我觉得丢脸，比如父亲说话会有语法错误，母亲因此会冲他嚷嚷，等等，可是我太需要待在他们身边的那种安全感了，他们的小店铺可是我儿时的港湾啊！同时，我把国家发的奖学金全都给了他们。我获得国家最高等奖学金，而R只获得最低等的。

　　开学那天，在阶梯教室，我兴奋极了，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去市立图书馆借文学系主任亚历山大·米卡（Alexandre Micha）教授开出的三页书目清单上的书籍。我生活在知识的海洋中，幸福洋溢，期待认识新同学。在课表公告栏前，我和一个纤细苗条的漂亮女孩G攀谈起来，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发现她除了糖果和酸奶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吃。我拿到了法国学生全国联盟卡。世界和政治都与我有关。

　　我订阅了阿拉贡创办的《法国文学》，每周日上午去伊沃托图书馆借阅“新小说”，罗伯-格里耶，菲利普·索莱尔斯。在小组的第一次文学写作实践中，我获得了最高分。我带着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去上课。《稚嫩的年龄，木讷的头脑》《比雷埃夫斯的孩子们》《绿色的田野》，这个秋天的所有歌曲都给我带来快乐。

　　我朝着将要写的书走去，就像两年前我朝着爱情走去一样。

　　我对食物也不再那么执着，胃口又恢复成夏令营之前的状态。十月底月经也来了。我意识到这个故事在与食物和月经相关的两个时间界限内展开，这是我身体的界限。

　　我似乎没再思考过我是否还是处女。在我的头脑里，我认为我变回了处女。

　　（1995年在首尔，我走过一些小巷，有些女孩在玻璃窗后火炉旁等待顾客，陪同我的使馆人员告诉我，她们来自乡下，几年后返乡，结婚，忘记这里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我在1961年12月写给玛丽-克洛德的信中说道：

　　“我足不出户，在房间里寻找帕斯卡式的休闲。最好的时刻，就是快五点钟的时候，我透过玻璃窗看夕阳。外面的一切都冻僵了，我刚刚连续学习了四个小时。昏暗的市立图书馆也很适合我。［……］我觉得尼采的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艺术被赋予我们，是为了防止我们因真理而死亡。’”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也就是1962年的夏天，我和大学同学M一起去度假。她用当小学教师赚的工资买了一辆雪铁龙2CV。我们要去西班牙。是我规划了从伊沃托到西班牙边境的路线，穿过奥恩省，路过S市。我们不紧不慢，她完全乐意迎合我的想法。我轻松地给她指路。这是一条林荫道，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熟悉。我们在门廊前停车，我从车里向四周张望。右边的门房，被修剪成所谓无袖毛衣形状的花坛，疗养所的灰色外墙。没有看到任何孩子和辅导员。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下车，可能害怕被认出来。那时是7月初，气候温和，没有阳光。我穿着海军蓝西式裙套装和一件糖果粉小毛衣。由于太热，穿过卢瓦河后我就把西装脱了。我的穿着和我第一天在医务室见到的“金发辅导员”的穿着一模一样，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里，等着拍肺部X光片，以及用一个玻璃瓶进行尿液采集。

　　我不知道在1962年的那个时刻，我坐在2CV里有什么感觉。我摇下车窗，尽情地张望四年前离开的地方。要知道这一点，我就必须知道在那一刻我对在S市生活的那几个星期有什么样的记忆，并弄清这段生活在我二十二年的人生中以何种变幻不停、含糊不清的形式存在过。可能我没有任何感觉，除了发现这个地方跟我印象中不一样时感到惊讶。我想回来看夏令营，并不是为了寻找什么感觉，我还太年轻，不会有这种愿望，而且我还没有读完《追忆似水年华》。我回来是为了展示我与1958年的女孩有多么大的不同，并表明我的新身份——一个出色得体的文学系大学生，将来会是一名中学或大学教师，会从事文学事业，以此来衡量两者之间的差距。其实，我来这里，不是为了1958年的现场“告诉我什么”，而是我要告诉17世纪建筑的灰色墙壁，告诉楼顶我房间的小窗户，我和1958年的女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我看来，我之所以想回到S市，再看看那个夏令营，是因为我希望能汲取力量，写出我想写的小说。这是一种必要的、有益于写作的前期准备工作，我抱着一种赎罪的姿态，或者是一种祈祷，似乎这个地方可以成为过去和写作之间的默默无闻的斡旋者。绕道回S市，这其实就好像我跟随朝圣者们在蒙特塞拉特黑圣母脚下留下一吻，朋友M非常反感这么做。我当时许愿要写一本小说。

　　在秋天，我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题目是《树》，来源于我在梅里美的书信集中读到的一句话：“你必须习惯像树一样活着。”后来，被瑟伊出版社拒绝了，我把它改名为《五点钟的阳光》，并寄给了布切特-夏斯特尔出版社，也被拒绝了。

　　1963年夏天，我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在圣希莱尔-杜-图瓦的一家小旅馆“雅克之家”的带有木质天花板的房间里，我的生理上的处女之身被验证是确切无疑的。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菲利普。在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我知道了他的姓，埃尔诺，前两个字和埃尔内蒙的一样，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根据我对语言学课程的记忆，这证明了它们的词源是一样的。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迹象。

　　这本小说我就这么一直写下来，并没有回头思索。

　　我感觉所有这些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书写，比如像写原始事实报告一样。或者从细节上着手：第一夜的肥皂，用红色牙膏写的字，第二夜紧闭的门，在塔利赫角购物中心咖啡店里播放《阿帕奇》的点唱机，刻在高中课桌上的名字保罗·安卡，我和R在某处听过之后在一家唱片店买到的那张唱片《只有你》，周六晚上在伊沃托，关着灯在房间里给自己播放这首歌，独自在黑暗中跳慢狐步舞。

　　我们当时不知道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这才让写作变得十分有必要。

　　我前面写了什么，现在都忘记了。我不知道这个文本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写这本书时想探寻的东西也已模糊不清。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种这样的意愿：

　　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骇人的真实性，多年后回头看，发生的事情似乎不那么真实了，我的目的就是探索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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