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记忆(20)_安妮·埃尔诺

二〇

　　三月某个周日下午，在门窗挡板关闭的杂货店里，我的斗志突然丧失。父母当时不在家，开着雷诺4CV到乡下日常兜风。很明显，当天这一切只可能发生在那里，在杂货店里，那个在我去夏令营之前一直给我免费提供丰盛食物的地方，那个能够吃自助餐的地方，它使别人的家看起来很奇怪，甚至有些悲凉。在这个甜蜜的童年王国里，所有的悲伤，所有来自母亲的耳光，都能被一盒饼干或一罐糖果治愈。我不知道那个突然无法控制自己欲望的女孩在想什么，我想，她就是想放纵自己大口吃切片奶酪，零售的马德莱娜蛋糕，焦糖制的糖果。可能别的什么都没想。最开始的场景，是她双手疯狂地抓起食物，放入嘴中，简单咀嚼过后就吞到肚子里，她已经变得无法自控，一味地感受身体变成无底洞的快乐。接下来，伴随着一阵恶心，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果：因堕落而绝望，决定整周节食，以抵消这半小时摄入的大量食物中的一小部分，减轻一点负罪感。

　　那一天，杂货店里的女孩不知道她已经进入了残酷的节食地狱轮回，随后又将重新陷入暴饮暴食的危机中，其中的原因不明，但却无法阻挡。吃一口令人向往的禁忌食物，就会击垮她所有的决心，从而一发不可收，尽可能多吃，一直吃到晚上，转天早晨再重新节食，除了黑咖啡以外，什么都不吃。

　　她不知道自己即将沦为欲望最悲惨的牺牲品，那就是食物的奴隶，一个不断压抑欲望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暴饮暴食，满心愧悔。她时而纯洁，时而污秽。在这场斗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什么时候我不再这样，什么时候我才能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有哪个词可以形容我的行为，但是有一天我在《拉鲁斯词典》中看到一个词：异食癖——反常的食欲。倒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我认为跟精神有关。我不认为与H有什么关系。

　　二十年后，在图书馆偶然翻阅到一本关于饮食失调的书，我有些不解，便借了出来，终于知道一个词：暴食症。这个词可以解释我那几个月的生活状态，那种食欲过剩，那种不可告人的快乐：产生脂肪和排泄物，造成血脂升高，那种畸形的、让人绝望的、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这样生活的意愿，哪怕厌恶自己，满怀愧疚。今天依然很难说这些知识是否会对当时的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是否能被治愈，如何治愈，或者那时的我干脆放弃治疗。医学会对梦想有什么作用？

　　1959年冬天，我看到这个女孩晚上在共和国街的塔勒舞蹈班上，为自己没吃晚饭而洋洋自得，厌恶其他舞者的手、靠得太近的脸，以及他们自以为幽默的文字游戏。

　　我看到她和R在大教堂附近的保罗啤酒屋，喝着热量估值很低的速冲肉汤。R是班上唯一一个她会与其交谈的女孩，爱说爱笑，脸圆圆的，眼睛是蓝色的，身高刚到她的肩膀。

　　我看到她傍晚天快黑的时候站在离新式百货商店不远的人行道上，目送着戴着蓝色毛线帽的R坐着去鲁昂郊区德维尔的大巴车慢慢离开。我知道，在那一刻，她很羡慕R，因为她不必回到过堂风阵阵的宿舍，脱鞋声、刷牙声、咳嗽声和呼噜声等各种嘈杂声不绝于耳；还因为她不用在走廊泛黄的灯光下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睡，夜灯将房间分为黑暗区和光明区，其分界线正好穿过她的被子；她羡慕她可以回家，回到父母家。

　　12月，她给玛丽-克洛德写信说：“我希望明年可以读法学院或者大学预科。我妈妈应该同意我在大学宿舍里申请一个房间，这可比修女之家更让我满意。你看，我可能期望太高，会失望的。因此，这些计划对我来说似乎有点乌托邦。我担心以后会后悔没有好好学习。”2月，她报名参加鲁昂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如果她通过考试，将在高中毕业后进行一年的专业学习。

　　我面前是安妮·杜切斯内1958—1959学年哲学II的季度成绩单。成绩单显示，除英语外，她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好，一如既往。她在哲学专业二十五人中排名第五。不断登上荣誉榜，虽然没有鼓励，也没有祝贺。所有科目的评语都会提到“该生聪明认真”。暗淡，既没有闪光点，也没有鲜明特色，这是我对那个女孩的记忆，她课堂上从来不参与互动。鉴于这样的学习成绩，可能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会一直学习。以至于在我看来，希望成为在S市备受欣赏的师范学校学生，希望拉近与金发辅导员的差距，似乎不足以解释我为什么放弃了以前的雄心壮志。

　　在高中的这几个月里，我看到安妮·D的学习抱负在慢慢消失，这是因为她的社会地位在不知不觉中被内化了，她认为她的同学们肯定没有发现她的父母在伊沃托开着一家杂货店—咖啡馆，但他们当然会通过其他迹象来了解她。在高中，周围都是佼佼者，他们敢于向老师提问。虽然她以前庸中佼佼，被圣迹垂青，但是现在无才无能。她在学校不再出类拔萃。其他的女孩不在乎中学毕业会考的成绩，考试只是一种形式，她们说自己会去读文科预科一年级或者读药剂学，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或者巴黎政治学院，仿佛入学资格已经十拿九稳。她们的胸有成竹让她不知所措。她觉得读书就像一条漫无尽头、令人疲惫的隧道，没有收入，很凄惨，这将让她的父母花费大量的金钱，同时她还得继续依赖父母。读书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幸福。她在整个童年时期听别人说学习让人“头痛”，听别人夸赞她有学习天赋，而她身边是一群没上过学的孩子，她慢慢被这些说法洗脑。而如今，她只向往国家和教育部在1959年为农民、工人和咖啡馆老板的孩子们铺好的道路和未来。女儿回到父亲的身边，告诉他她不想继续读书了，她想读师范学校。（没必要强调是“小学教师师范学校”，当时父亲和她都不知道还有“高等师范学校”，哪怕时至今日，除了教师和上层阶级，谁又知道它呢？）父亲十分高兴，而母亲却很失望。

　　我也猜想：当一个女人已经有过性经历了，哪怕她拒绝或者排斥这样的行为，她是否还能像一个高中女生那样心无旁骛地坐在长凳上苦读呢？

　　那时她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是，她在一所乡村学校里工作，周围是成堆的书籍，办公室前停着一辆雪铁龙2CV或雷诺4CV。她教学生们诗歌，读弗朗西斯·贾姆斯（Francis Jammes）的“我喜欢温柔的驴子/它沿着冬青树丛漫步”，维克多·雨果的《魔神》。在她对小学教师的幻想中，孩子们就像S市夏令营的那些孩子，像歌曲《夏季的儿童团》里的孩子，面貌模糊，简单快乐，她只需教他们一周。

　　＊＊＊

　　语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得比较晚，不像画面那样容易被记住。复活节假期在塞纳河畔奥托的一个城堡里，在辅导员培训期间交流过成千上万句话，最后只记得一句嘲讽：“你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这句话是一位皮肤干裂、戴着烟色镜片眼镜的小学老师在我们一起洗碗时对我说的。后来我把这句嘲讽归咎于我在白皙的皮肤上涂抹了过多的粉底和腮红。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只说出：“你像一个老皮条客。”妓女这个词猝不及防地再现，我被击垮了，也许被吓坏了。我自认为培训班的女孩高尚冷静，但她身上是否还遗留着夏令营女孩的踪影？

　　想到她随时会再现，我惊恐万分。禁不住同桌男孩的挑逗，培训结束后我就任由他在电影院里亲吻我，抚摸我的胸部，当时电影院人很少，正在播放一部B级怪物电影。我的全身不由自主地被唤醒。这个修长瘦弱的男孩的抚摸和亲吻唤起了我的欲望，我意识到这个欲望有多么强烈，感到很害怕。他送我到家门口，我确信永远不想再见到他。2000年，我的出版社收到他的来信，他写道，他从未忘记来自塞纳河畔奥托的“美丽的年轻女孩”，这个措辞让我感到惊讶。他已婚，有孩子，在鲁昂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正发生》的作者就是安妮·杜切斯内，就是培训班的那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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