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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萨:您所受的音乐教育是否大大影响了您的写作?

  昆:一直到二十五岁前,我更多的是被音乐吸引,而不是文学。我当时做的最棒的一件事就是为四种乐器作了一首曲:钢琴、中提琴、单簧管和打击乐器。它以几乎漫画的方式预示了我当时根本无法预知其存在的小说的结构。您想想,这首《为四种乐器谱的曲》分为七个部分!就跟我小说中一样,整体由形式上相当异质的部分构成(爵士乐;对圆舞曲的滑稽模仿;赋格曲;合唱;等等),而且每个部分有不同的配器(钢琴、中提琴;钢琴独奏;中提琴、单簧管、打击乐器;等等)。这一形式的多样性因主题的高度统一性而得到平衡:从头到尾只展示了两个主题:A与B。最后三个部分建立在我当时认为非常独创的一种复调基础上:两个不同的、在情感上相矛盾的主题同时展开;比如,在最后一个部分:用一个录音机重复播放第三乐章(由单簧管、中提琴、钢琴伴奏的庄严合唱表现的主题A),同时,打击乐器与小号(单簧管手必须将他的单簧管换成小号)带着一个主题B的变奏(以“狂野”的风格)介入。而这里又有一个奇怪的相似之处:到第六部分才首次出现一个新的主题,主题C,就像《玩笑》中的考茨卡或者《生活在别处》中的那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一样。我跟您讲这些是为了向您表明,一部小说的形式,它的“数学结构”,并非某种计算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必然要求,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东西。以前,我还以为这一萦绕着我的形式是我个人的某种代数定义,可是,几年前的某一天,我更加仔细地听了贝多芬的第一三一号四重奏,我不得不放弃了以前对形式自恋的、主观的观念。您看看:

  第一乐章:慢;赋格曲形式;七分二十一秒
  第二乐章:快;无法归类的形式;三分二十六秒
  第三乐章:慢;一个主题的简单呈示;五十一秒
  第四乐章:慢、快;变奏形式;十三分四十八秒
  第五乐章:很快;谐谑曲;五分三十五秒
  第六乐章:很慢;一个主题的简单呈示;一分五十八秒
  第七乐章:快;奏鸣曲形式;六分三十秒

  贝多芬可能是最伟大的音乐建筑师。他承袭的奏鸣曲是四个乐章的套曲,四个乐章常常是随机地组合在一起,第一乐章(以奏鸣曲形式写出)总是比后面几个乐章(以回旋曲、小步舞曲等形式写出)要重要些。贝多芬的整个艺术演变都受到了将这一随机的组合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意愿的影响。因此,在他谱写的钢琴奏鸣曲中,他渐渐将重心从第一乐章移向最后一个乐章,他经常将奏鸣曲简化为只有两个部分,他在不同的乐章中展示同样的主题,等等。但同时他又试着在这统一体中引入最大限度的形式多样性。他好几次在奏鸣曲中插入一大段赋格曲,这体现了极大的勇气,因为在一个奏鸣曲中,赋格曲的出现就跟在布洛赫的小说中关于价值贬值的随笔一样显得异质。一三一号四重奏是结构完美性的顶峰。我只想请您注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细节:长度的多样化。第三乐章的长度只是下一个乐章的十六分之一!而正是两个那么奇怪的短促乐章(第三和第六乐章)将如此多样的七个部分联在了一起!假如所有这些乐章大概都是一样的长度,统一体就会崩溃。为什么呢?我无法解释。就是这样。七个长度一样的部分,就好像是七个大大的衣柜一个挨一个地摆在一起。

  萨:您几乎不提《告别圆舞曲》。

  昆:然而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最珍爱的。跟《好笑的爱》一样,写它比写别的小说更多了一份好玩、一份乐趣。是另一种心境,写得也快得多。

  萨:它只有五个部分。

  昆:它建立在一个跟我的其他小说完全不同的形式原型上。它完全是同质的,没有离题,只由一种材料构成,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它很戏剧化,很风格化,建立在滑稽剧的形式基础上。在《好笑的爱》中,您可以读到一个短篇,叫《座谈会》。在捷克语中它叫《聚会》,是对柏拉图《会饮篇》的戏仿。是关于爱情的长篇讨论。而这篇《座谈会》完全是跟《告别圆舞曲》一样的结构:五幕的滑稽剧。

  萨:滑稽剧这个词在您看来是什么意思?

  昆:一种十分注重情节的形式,加上许多意想不到的、夸张的巧合。就是拉比什[15]戏剧中的那种。在一部小说中,再没有比带有滑稽剧式夸张的情节更古怪,更可笑,更过时,更低级趣味的了。从福楼拜开始,小说家尽量去除情节的人工化,于是小说经常变得比最灰色的生活更灰色。然而最早的小说家在面对不可信时没有类似的顾虑。在《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在西班牙中部某处一个客店,所有人都碰巧遇到一起:堂吉诃德、桑丘·潘沙、他们的朋友理发师与神父,然后就是卡迪纽,一个叫堂费南铎的人抢走了他的未婚妻陆莘达,但很快又出现了被这同一个堂费南铎抛弃了的未婚妻多若泰,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堂费南铎跟陆莘达两人,接着是一个从摩尔人的监狱中逃出的军官,接着是寻找了他多年的弟弟审判官,接着是审判官的女儿克拉拉,再接着就是追着来的克拉拉的情人年轻骡夫,而骡夫本人又被自己父亲的仆人追赶……这是一系列完全没有可能的巧合与相遇的堆积。但在塞万提斯那里,不能把这看作是一种幼稚或者是一种笨拙。当时的小说跟读者还没有签下真实性之约。它们并不想模仿现实,它们只想逗人乐,让人开心,让人惊奇,让人着迷。它们是游戏性的,它们的巧妙就在于此。十九世纪的开端代表着小说史上一个巨大的变化。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对现实进行模仿的命令很快就让塞万提斯的客店变得可笑。二十世纪经常反抗十九世纪的遗产。然而,简单回到塞万提斯的客店已经不可能了。在他的客店与我们之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经验已经横亘,从此,若在小说中出现不大可能的巧合,必然有所企图。它或者有意变得滑稽、讽刺、戏仿(《梵蒂冈地窖》或者《费尔迪杜尔克》都是例子),或者是奇异的、梦幻的。卡夫卡的第一部小说《美国》就是这样。读读第一章,卡尔·罗斯曼与他舅舅完全不可能的相遇:这就像是对塞万提斯的客店的怀念。但在这部小说中,不合情理的情景(甚至不可能的情景)都带着那样的细致、那样的真实幻觉写出,让人感到进入了一个虽然不合情理却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卡夫卡是通过塞万提斯的客店,通过滑稽剧的大门进入他的第一个“超现实”世界(他的第一次“现实与梦幻的交融”)的。

  萨:滑稽剧这个词让人想到一种娱乐性。

  昆:最初,伟大的欧洲小说都有一种娱乐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怀念它!而且娱乐根本不排除严肃。在《告别圆舞曲》中,人们自问:人是否有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权利,是否应当将“地球从人类的爪子下解放出来”?将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轻薄的一面结合,这向来是我的雄心。而且这一雄心并非纯粹是艺术上的。一种轻浮形式跟一个严肃主题的结合使我们个人的戏剧(不管是发生在我们床上的,还是我们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的)显得极无意义。

  萨:所以,在您的小说中有两种形式原型:一、将异质的元素统一在建立于数字七之上的建筑中的复调结构;二、滑稽剧式的、同质的、戏剧化的、让人感到不合情理的结构。

  昆:我总是梦想着做出意想不到的不忠之事。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能逃脱跟这两种形式的一夫二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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