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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埃施的可能性

  从教会完全统治人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价值早已被摧毁,但对帕斯诺夫来说,这些价值的内容还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怀疑他的祖国,他知道应当为谁效忠,知道谁是他的上帝。

  在埃施面前,价值已经蒙上了面纱。秩序、忠诚、牺牲,这些词都是他喜爱的,可它们实际上代表了什么呢?为什么东西作出牺牲?要求什么样的秩序?他对此一无所知。

  当一种价值已失去它具体的内容,那还能剩下什么?除了一个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回应的命令,却带着更大的疯狂,要求人们听到它,服从它。埃施越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就越是拼命要。

  埃施:失去了上帝的时代的一种狂热。既然所有的价值都蒙上了面纱,那么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价值。正义、秩序:埃施或者在工会斗争中寻找它们,或者到宗教中去寻找,今天在警察权力中寻找,明天在他梦想移民的美国的虚幻美境中寻找。他可以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但也可以是个悔过了的恐怖主义者,去告发他的同志;可以是一个政党的积极分子,一个教派的成员,但也可以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神风队员。所有在我们这个世纪血淋淋的历史中肆虐的激情都在他那不起眼的冒险经历中被揭示出来,诊断出来,并被可怕地展示得一清二楚。

  他在办公室里不高兴,与人吵架,被开除了。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使他生气发怒的整个混乱的根源在他看来是个叫南特维希的会计。天晓得为什么就是他。反正埃施决定去警察局告他的密。难道这不是他的职责吗?难道这不是所有像他那样渴望正义与秩序的人应尽的义务吗?

  可是有一天,在一家小酒馆,毫不知情的南特维希友好地邀请他与自己同桌而坐,还请他喝一杯。埃施一时手足无措,努力回想南特维希到底有什么错,可是他的错“现在突然变得那么不可捕捉、那么模糊,让埃施马上觉得他想做的事是那么荒谬,于是笨拙地,而且带着一丝羞耻,他抓住了酒杯”。

  世界在埃施面前分为善的世界和恶的世界,但可惜的是,善与恶一样是难以确认的(一遇上南特维希,埃施就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在世界这一巨大的假面狂欢节上,只有贝尔特朗一个人直到最后脸上还带着恶的烙印,因为他犯的过错是无须置疑的:他是个同性恋,他扰乱了神圣的秩序。在布洛赫的小说开头,埃施准备去告发南特维希,而到最后,他在信箱内放了一封告发贝尔特朗的信。

  §胡格瑙的可能性

  埃施检举了贝尔特朗。胡格瑙检举了埃施。埃施那样做是为了拯救世界。胡格瑙那样做是为了保住他的饭碗与前程。

  在一个没有共同价值的世界里,胡格瑙这个天真的、一心向上爬的人,觉得非常自在。没有来自道德的命令,这就是他的自由,他的解脱。

  是他毫无负罪感地杀了埃施,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属于较小价值联盟的人消灭了属于正在解体的较大价值联盟的人,最悲惨的人在价值贬值的进程中总是扮演刽子手的角色,而到了最后审判的号角吹响之日,一个没有了任何价值观的人就会成为自取灭亡的世界的刽子手”。

  在布洛赫的想法中,现代是一座桥梁,它从非理性的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引向非理性在一个无信仰的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座桥梁的尽头出现的人影,就是胡格瑙。一个幸福的、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凶手。这是关于现代终结的一个愉快的版本。

  K,帅克,帕斯诺夫,埃施,胡格瑙:五种根本的可能性,五个方向标。我认为,没有这五个方向标就无法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地图。

  §在数个世纪的天穹下

  在现代的天空中运转的星辰在个体的灵魂中总会有所反映,总是以特殊的星辰图的形式出现;一个人物的处境、他的存在意义,都依据这一星辰图而得到定义。

  布洛赫正讲着埃施的故事,突然将他比作了路德。这两个人都属于反叛者之列(对此布洛赫进行了长长的分析)。“埃施是个反叛者,正如路德曾经也是。”人们习惯于到一个人物的童年那里去找他的根源。埃施的根源(他的童年并不为我们所知)处于另一个世纪。埃施的过去是路德。

  为了能够把握帕斯诺夫这个穿制服的人,布洛赫必须将他放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去。在这一进程中,世俗的制服渐渐取代了教士的神袍;于是,在这个可怜的军官的上空,整个现代的天穹一下子全部照亮了。

  在布洛赫那里,人物并非作为一个不可模仿的、短暂的独一性而出现,作为一个注定要消失的奇迹般的瞬间而出现,而是作为一道跨越于时间之上的牢固的桥梁。路德和埃施,过去与现在,在桥梁上相遇。

  在我看来,布洛赫并非通过他的历史哲学,而是通过这一崭新的看待人的方法(将人物放到数个世纪的天穹之下)在《梦游者》中预示了小说的未来可能性。

  带着布洛赫的这一教益,我读了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这部小说关注的不光是一个名叫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作曲家的一生,而且还有好几个世纪的德国音乐。阿德里安不光是个作曲家,而且还是一个终结了音乐史的作曲家(他最伟大的音乐作品名字就叫《世界末日》)。而且他不光是最后一位作曲家,他还是浮士德。托马斯·曼眼见着他的国家一天天成为恶魔(他的这部小说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想到了这位代表着德国精神的神秘人物跟魔鬼签下的约。于是,他的国家的整部历史突然冒了出来,就像是一个人物——一个浮士德——的个人冒险经历。

  同样,在布洛赫的教益下,我读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写的《我们的土地》。整个伟大的西班牙历程(欧洲的与美洲的)陷入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冲撞,一种难以置信的梦幻般的变形。布洛赫的原则,即埃施好比路德,在富恩特斯那儿转化成了一个更彻底的原则:埃施就是路德。富恩特斯为我们提供了他方法的钥匙:“需要许多人的生活来构成一个人物。”转世再生的古老神话转化为一种小说技巧,使得《我们的土地》成为一个巨大而奇妙的梦,在梦中,历史总是由一些不断转世再生的人物组成、创造。同一个路德维克在墨西哥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在几个世纪之后的巴黎跟同一个塞莱斯汀相遇,而塞莱斯汀在两个世纪之前曾是腓力二世的情妇,等等,等等。

  只有到了终结的时候(一场爱情的终结,一个生命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过去的时间才突然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出现,而且形状清晰而完整。对布洛赫来说,终结的时刻是胡格瑙,对托马斯·曼来说,是希特勒。对富恩特斯来说,是两个千年之间神秘的边界;从这一想象的观察站看去,历史,这一欧洲的异常状态,这一在时间的纯粹性上出现的污点,好像已经终结、被遗弃、孑然而立,突然显得跟一个转天就会被遗忘的个人小故事一样平常,一样令人感动。

  事实上,假如说路德是埃施,那么从路德到埃施的这段历史就仅仅是一个人物的生平:马丁·路德埃施。而整部历史就只是几个人物的历史(一个浮士德,一个唐璜,一个堂吉诃德,一个埃施),他们共同穿越了欧洲的数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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