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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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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塞尔谈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性可能消失的演讲是他的哲学遗嘱。他是在中欧的两个首都作这些演讲的。这一巧合有着深刻的含义:事实上,正是在中欧,西方首次在它的现代历史中,看到了西方的灭亡,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了它本身的一块被宰割,当时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被吞并入俄罗斯帝国。这一不幸的事件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这一由哈布斯堡王朝引发的战争不仅导致了帝国本身的灭亡,而且从此动摇了早已受到削弱的欧洲。 人仅需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3]、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已不再像冒险家的列车;它变得非个人,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正是在这一时刻(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一大批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看见、触及并抓住了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 但不能把他们的小说看作是一种社会与政治预言,就好像是奥威尔提前出世了一样!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甚至说得更好)。相反,这些小说家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他们阐明,在“终极悖论”的前提下,所有的存在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什么是冒险,既然K的行动自由完全是虚幻的?什么是未来,既然《没有个性的人》中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料到,就在第二天,那场将他们的生活一扫而光的战争会爆发?什么是罪,既然布洛赫笔下的胡格瑙不光不后悔自己的杀人之举,而且还遗忘得一干二净?既然这个时代唯一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即哈谢克的小说表现的是战争,那么究竟什么是喜剧性?私人世界与公众世界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既然K,即使在他做爱的床上,都无法甩掉两个从城堡派来的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孤独又是什么?一种重负?一种焦虑?还是一种不幸,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抑或相反,是最可贵的价值,正遭受无处不在的集体性的蹂躏? 小说史的各个时期都很长(它们跟时尚的变化毫无关系),并以该时期小说优先探索的存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为特征。因此,福楼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所包含的可能性要到七十年后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五十年前由一大批中欧小说家开创的时期(即终极悖论时期),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结束。 §7 很久以来,人们常常提到小说的终结:特别是未来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他们认为小说会在进步的道路上消失,让位给一个全新的未来,让位于一种与以往的任何艺术都不相同的艺术。小说可以说是以历史公正性的名义而被埋葬,正如悲惨贫穷的生活、统治阶级、老式的汽车或者圆顶礼帽一样。 然而,假如说塞万提斯是现代的奠基人,对他的继承的终结就意味着并非只是在文学形式历史上的简单接替;它所宣告的会是现代的终结。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们在为小说致悼词时所带的自得微笑是肤浅的。之所以肤浅,是因为我在我度过了大半生的那个世界,也即被人一般称为极权的世界内,已经见过、体验过小说的死亡,它那残酷的(通过禁止、审查、意识形态高压实现的)死亡。那时候,十分明显,小说看来是会死亡的,和现代的西方一样是会死亡的。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内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还是本体的。也就是说,一个建立在唯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唯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 可是,在共产主义体制的俄国,小说不是也以成千上万的印量在发行,并且非常受欢迎?是的,但这些小说不再延续对存在的探究。它们并没有发现存在的任何新的方面;它们只是确证人们已经说过的;更有甚者,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的荣耀,以及它们在所处社会中的作用,就是确证人们说的(人们必须说的)。由于它们什么也没发现,所以不再进入被我称为发现的延续的小说历史之中;它们游离于这一历史之外,或者说:这是一些在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 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小说的历史在共产主义体制的俄国已经停滞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从果戈理到别雷[4]的俄国小说是那么伟大。所以小说的死亡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小说是怎样死亡的:它没有消失;它的历史停滞了:之后,只是重复,小说在重复制造着已失去了小说精神的形式。所以这是一种隐蔽的死亡,不被人察觉,不让任何人震惊。 §8 然而,小说走到末路,难道不是它本身的内在逻辑使然?难道不是已经穷尽了它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形式?我听到过有人将它的历史比作是枯竭已久的煤矿。但它难道不更像是一座埋葬了许多机会,埋葬了许多没有被人听到的召唤的坟墓?我对四种召唤尤其感兴趣。 游戏的召唤。劳伦斯·斯特恩[5]的《项狄传》和德尼·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今天在我看来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作品,两部像庞大的游戏一样被构思出来的小说。这是历史上,之前与之后,在轻灵方面无人能及的两座高峰。后来的小说出于真实性的要求,被现实主义的背景和严格的时间顺序所束缚。小说放弃了在这两部杰作中蕴藏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原本是可以创立出一种跟人们已知的小说演变不同的道路的(是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欧洲小说经历另外一种历史……)。 梦的召唤。十九世纪昏睡过去的想象力突然被弗兰兹·卡夫卡唤醒,他完成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却未能真正实现的:梦与现实的交融。这一巨大的发现并非一种演变的结果,而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开放,这种开放告诉人们,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实性的枷锁。 思想的召唤。穆齐尔与布洛赫在小说的舞台上引入了一种高妙的、灿烂的智慧。这并不是要将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要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运用所有手段,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述性的还是思考性的,只要它能够照亮人的存在,只要它能够使小说成为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他们所达到的成就究竟意味着小说历史的终结呢,还是相反,是在邀请人们踏上漫长的新旅程? 时间的召唤。终极悖论时期要求小说家不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将它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一种欧洲的时间,让欧洲回顾它的过去,进行总结,抓住它的历史,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全自己经历的一生。所以要超越个体生活的时间限制(小说以前一直囿于其中),在它的空间中,引入多个历史时期(阿拉贡[6]与富恩特斯[7]都有类似的尝试)。 但我并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想要说的只是: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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