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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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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更好的相机。你那台更适合初学者或者生日派对和圣诞节的时候用用,不适合你。”他敞开柜子,在一堆旧外套和肥大的连衣裙里翻找起来,“因为你想要拍出真正的照片。”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只盒子,“所以需要真正的相机,而不是玩具。” 那是一台尼康F,银黑相间的小巧机身,拿在她的手里却结实沉重。米娅摩挲着机壳上的纹路:“可我不能要。” “我不是送给你,而是借给你,你想不想要?”不等她回答,威尔金森先生就拉开书桌上的一只抽屉,“反正我也不用它了,但别的人可能用得到。”他从抽屉中取出一筒胶卷,扔给米娅,“况且,”他说,“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用它的。” 那天下午米娅回家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胶片卷到相机内部的卷轴上,如何对焦,如何调整镜头,那些奇怪而令人生畏的新词在她头脑中旋转:光圈值、孔径……她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向外窥视,纤细的十字准星对准的地方,每一件东西仿佛都会变形。 威尔金森先生教她如何从相机中取出胶卷冲印,米娅喜欢上了显影剂营造的效果,他还教她如何通过观察胶片表面的银色光泽来判断显影是否完成。如同驾驶战机练习俯冲拉杆的飞行员,她会刻意拍摄不对焦的照片,选择错误的快门速度或者错误的感光度,看看会发生什么。就像音乐家了解乐器的复杂性那样,她学会了通过控制光源和相机来获得想要的效果。 “可是,怎么才能……”拿冲洗出来的照片与心目中期待的理想作品相比较时,她总会这样问。起初威尔金森先生答得出来,比如“偏移镜头”“虚化背景”“调整焦距”什么的,但是,很快她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去查阅书架上的《摄影技术》杂志。 “年轻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语道,那时米娅已经十五岁了,“年轻的女士得换一台大画幅相机。” 米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相机,但是,过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药房做收银员和在汽车餐厅端盘子的收入),准备买新相机。她会捧着威尔金森先生的相机产品目录和摄影杂志研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在选相机上投入的时间比拍照的时间还多。”威尔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终选定了一台心仪的——Graphic View Ⅱ——连威尔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这台机器很可靠,”他说,“物有所值。好好爱护,它会陪伴你一生。”Graphic View Ⅱ(米娅从邮购目录上买的二手货)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样包裹在精致的盒子里,米娅立刻意识到威尔金森先生说得没错。 对她的父母来说,这台相机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她母亲问,她父亲则在一旁摇头。在他们看来,这东西就像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安置在细长的三脚架上,皱巴巴的机身像一台手风琴,米娅用它拍照时还得躲在一块黑布后面。她试图向父母解释相机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倾斜”之类的术语,他们就会开始走神,连她心爱的沃伦也听不进去。“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他表示求饶,“我只想看到你用它拍出来的照片。”自此,米娅意识到,以后的摄影之路都得她一个人走了。 她拍过公园里的树林、夜晚的街灯、园林工人砍倒被雷电劈中的橡树。她拖着大画幅相机,到市中心拍摄一座横跨三河交汇处的生锈的大桥。她拍过沃伦的橄榄球赛,从看台俯视球场,球员们就像火车模型里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伦凝视着其中的一个小人偶问。“就是你,小鹌鹑。”米娅说。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女巫,对着球场魔杖一挥,少年们就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这张照片拿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准备给他看,可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儿媳扫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机和手中的照片,问她,“你有什么事吗?”葬礼结束后,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和儿子劝说他搬到了银泉的退休之家,因为那里离他们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没有机会和威尔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说给他看照片了。她背着她的相机,又成了一个人。 * 1979年秋天,读高三的米娅申请了纽约美术学院,申请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镇子附近的一座废弃建筑中拍摄的一组照片。趁感光剂没有干透的时候,她拿湿布擦拭相纸表面,用针尖刮去照片中的图像,只留下像针一样细的白色线条,营造出一种翻转过来的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灵在废弃工厂门外的台阶上徘徊,杰米森汽修厂的液压起重机顶部停着一台只有轮廓的轿车,两个幽灵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伦曾经仔细打量照片中的这两个小孩,发现其中一个头顶翘起一撮头发,很像他本人,另外那个脖子上系着丝巾,应该是米娅,丝巾上挂着的相机很沉,压得她的腰稍微有点儿弯。虽然两人不曾有过这样的合影,但这幅作品让人觉得他俩经常在这座公园里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俩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过去的时光。“等他们把照片寄回来,可以把这一张给我吗?”他问。 两人的父母却不觉得这些照片——还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么有魅力,他们甚至不把女儿所做的事称为“工作”或者“艺术”,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产阶级城镇住了一辈子。在他们眼中,“工作”是一种务实的行为,目的是修复或者制造有用的东西,假如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用,那就没有做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谓“艺术”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消遣。其实,也不能为此责怪她的父母,赖特先生的本职是修理工,一手创办了赖特维修公司,有时给教堂修理屋檐(一窝松鼠在教堂房顶挖洞,碰掉了一块屋檐板),有时为邻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锈的U形管。赖特太太在医院做护士,职责是数药片、抽血、换便盆,最熟悉的莫过于值夜班和两班倒。他俩都是长期劳作的人,攒下的钱用来还房贷和两辆别克的车贷,还得养育儿女,对于两个孩子,赖特夫妇可以自豪地说,姐弟俩什么都不缺,更难得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宠坏。 可现在米娅却变成这样。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先给沃伦照一张全身相,然后把他的形象剪下来,贴在旧鞋盒的表面,做成立体模型,把模型摆在一圈橡果中间,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围的小矮人。这样的创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认为不值得女儿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有时赖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还没有脱,手上的油污也没来得及洗,米娅就跑过去恳求父亲给她几美元买胶卷,嘴里说着“我会还你的,我保证”,可实际上她却很少还钱。母亲给她钱买新校服,米娅会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省下这些钱买胶卷,穿着因为身高增长而短得过分又洗得发白的裙子到处跑,拍摄更多的照片。 虽然在汽车餐厅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但米娅不会用赚来的钱买衣服或者二手车,而是攒下来买摄影器材,买的相机也很奇怪,家里的其他人根本不会用——每当米娅给他们讲解使用原理,他们会立刻失去兴趣。不过,高三时,米娅倒是给一家四口拍过一张全家福,她母亲给照片镶框,挂在起居室的墙上。尽管如此,看到装在旅行袋里像公文包那么大的那台相机,父母还是会觉得失望:花了那么多的钱,就买来一件这么小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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