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82)_卡尔维诺

八二

　　▼帕维塞①与人祭

　　﹛①帕维塞（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作家。意大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过渡到大战后新民主文化阶段文人投入政治、社会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都在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分析中挣扎。1950年自杀。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中坚分子。——译注﹜

　　帕维塞的每一本小说都围绕着一个隐藏的主题，某件未言之事其实是他真正想说的，却只能通过缄默表达出来。他在这项事物的周遭建构一系列可见的符号，一些被说出来的话语：而每一项符号也都具有秘密的一面（一个多价或无法表达的意义），这一面比它明显的面向更重要，不过这些符号真正的意义存在于它们与那个未言明主题的关系中。

　　《月亮与营火》是帕维塞的小说中充满最多象征符号、自传主题与专断陈述的。或许过度了：仿佛从他沉默寡言与轻描淡写的典型叙事风格中，浮现大量的沟通与呈现，将短篇故事转化为长篇小说。不过帕维塞写作这部作品的真正野心，并不只是创造出一部成功的小说：书中的一切会合在单一的方向，意象与类比强调的是单一的执念：人祭。

　　这并不是一时兴起。将人种学及希腊罗马神话与他自身的私人传记及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始终是帕维塞计划的一部分。他对于人种学作品的热衷，源自于他年轻时读过的一部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作品：弗雷泽（Frazer）的《金枝》，这部作品已被弗洛伊德、劳伦斯与艾略特证明为重要之作。《金枝》可以说是寻找人祭与火焰庆典根源的世界之旅。在帕维塞的《与雷乌寇的对谈》里，这些主题会再次浮现在他对神话的重新呼唤中：这部作品中关于乡间仪式与死亡祭仪的段落，为《月亮与营火》铺路。帕维塞对于这个主题的探索也以《月亮与营火》结束：这本书写于1949年的9—11月间，在1950年的4月出版，四个月之后，作者便自尽了，在那之前，他在最后所写的其中一封书信里回忆了阿兹特克的人祭。

　　在《月亮与营火》中，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在美国致富后，回到故乡的葡萄园；他在寻找的不只是对于那个地方的记忆，或是重新融入那个社会，亦非为了报复成长过程中的贫困。他在寻找的是一个村庄之所以是一个村庄的原因，也就是将地方与名字及世代联系在一起的秘密。这位“我”没有名字并非偶然：他是收容所里的弃婴，被贫农当成廉价劳工带大；长大之后，他移民到美国，在那里，“现在”有较少的根在过去，每个人都只是过客，他毋需解释自己的名字。现在，回到他故乡那个未曾改变的世界，他想要发现在那些乡间影像之后的真正本质，这些影像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现实。

　　帕维塞作品中隐晦潜在的宿命论只有在以下的意义中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他将宿命论视为不可避免的终点。他出生在下皮埃蒙特的山丘地带，这个地方不只因为葡萄酒及松露而闻名，这里具有地方性的绝望危机也是著名的，不断折磨着农家。我们可以说，每个星期当中，都灵的报纸总会出现农夫上吊或投井自尽的报道，或者是（像在这本小说中间所叙述的插曲）农夫放火将农舍给烧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家畜全在里面。

　　当然，帕维塞并不仅仅是在人种学中寻找这种自毁性绝望的原因：帕维塞在小说中将这些山谷中独立小农的社会背景以其不同的阶级描绘出来，并且带有自然主义小说的社会完整性。（换句话说，这是帕维塞觉得与自己的小说全然相反的文学类型，他以为自己可以避免或是并吞它的领地。）这名弃婴的成长过程是农工（servitore di campagna）的成长过程，没有多少意大利人了解这个词，除非是住在皮埃蒙特一些最贫困地区的居民——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很快不再需要了解这个词了。这名男孩处于有薪工人之下的阶层，在小农或佃农的家里工作，只有膳食，而且只能睡在谷仓或马厩里，再加上极少的季度或年度红利。

　　对帕维塞来说，认同一个和自身经历全然不同的经验，只不过是他主要诗作主题中许多隐喻的其中之一：也就是他被排除在外的感觉。这本书中最出色的几个章节，描述两个不同节庆的经验：有一次他绝望地待在农场，错过了欢乐，因为他无鞋可穿；另一次则是年轻的时候，他必须驾马车送主人的女儿去参加节庆。存在的活力在节庆中被称颂，并且被释放，社会的屈辱感现在要求报复，所有这一切都让这些段落显得生动，其中混合了帕维塞所研究的不同层次的知识。

　　对于知识的渴望驱使主角回到他的村庄；在这场追寻当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记忆的层次、历史的层次与人种学的层次。帕维塞立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在后两个层次中（历史政治的层次与人种学的层次），只有一名角色充当叙事者的指引。木匠奴托是当地乐团的单簧管手，是村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注意到世界不公，而且知道世界可以改变，不过他也继续相信月亮的圆缺对于不同的农业活动来说是必要的，还相信在圣约翰节可以“重新唤醒土地”的营火。在这本书中，革命历史与这个神话的、仪式的反历史具有同样的脸孔与声音。这个声音只从他的齿缝间喃喃发出：奴托是最封闭、缄默与难以捉摸的人物了。这与公开表白正好相反；整部小说就在于主角试着从奴托嘴里挤出话来。可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帕维塞才真正说话。

　　帕维塞提到政治时的语气总是有点过于唐突与犀利，仿佛他正在耸肩，因为一切已经明白，不需要再多费言辞。不过没有什么是能真正被了解的。帕维塞的“共产主义”与他对于人类史前及不受时间影响的过去的寻回，这两者的联系还一点也不清楚。帕维塞清楚地意识到，他所研究的主题，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颓废主义严重损害了：他知道，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那便是火。

　　战后回到故乡的这个人，将影像记录下来，遵循的是一条隐形的类比之线。在他同代人脆弱的记忆中，历史的符号（河流仍然偶尔会将法西斯主义者与游击队员的尸体带到河谷中）与仪式的符号（每年夏天营火在山丘上燃起）失去了重要性。

　　他主人那位漂亮却粗心的女儿桑堤娜怎么了？她真的是法西斯主义者的间谍？或是站在游击队那一边？没有人可以肯定地回答，因为驱使她的是耽溺于战争深渊的暧昧欲望。寻找她的坟墓是没有意义的：游击队员在射杀她之后，用葡萄的嫩枝将她埋葬，并且放火烧了她的尸体。“到了中午，全都化成一堆灰烬。大约一年前，它的痕迹还在，就像是营火堆。”

　　1966年

　　（本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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