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77)_卡尔维诺

七七

　　格诺并非出于民粹写实主义或活力而作出这样的选择（“无论如何，我既不尊敬也不考虑通俗的事物、未来、‘人生’等等”，他于1937年如此写道）。他的动力来自于反对崇拜文学性法文的做法（不过他并不想废除文学性法文，而是将它依语言的自身权利保存，保留它的纯粹性，就像拉丁文一样），他的动力也来自于一项信念，也就是语言与文学领域的所有伟大发明，都是从口语转化到书面语过程中冒现的。不过不止如此：他提倡的风格革命所依据的脉络，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的脉络。

　　他的第一本小说《绊脚草》（Le Chiendent）写于1933年，就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基础经验之后，它并不只是想成为语言与结构的杰作（根据数字命理学与对称的结构，也根据叙事类型的目录），还想成为存在与思想的定义，可说是对于笛卡尔《方法论》的小说化评论。这部小说的行动强调了那些被思索却不真实的事物，不过这些事物影响了世界的现实：一个本身完全缺乏意义的世界。

　　事实上，为了向无意义世界没完没了的混乱挑战，格诺才在他的诗学中建立了对秩序的需要，以及在语言内对真理的需要。如同英国评论家马丁·艾斯林在一篇关于格诺的论文中指出的：

　　在诗中，我们才能给予无特定形状的世界以意义、秩序和尺度—而诗依赖语言，若是要得到它真正的音乐，只能回归到目前仍使用的本国语中的真正节奏。

　　身为诗人兼小说家，格诺丰富多变的作品致力于摧毁僵化的形式，并且用拼音及真正的奇努克语式句法来令人目眩。即使随意一瞥他的作品，也会发现大量这类例子：“spa”的意思是“n'est-ce pas”（不是吗？）“Polocilacru”的意思是“Paul aussi l'a cru”（保罗也相信了）“Doukipudonktan”的意思是“D'ou qu'il pue donc tant”（他怎么会这么臭）……①

　　﹛①出自由John Cruikshank主编的《哲学小说家：1935—1960年间的法国小说研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79—101页。——原注﹜

　　“新法文”是关于书面与口语文字间的新关系的发明，它只是其中一例，显示格诺需要在世界中插入“对称的小区域”，如同马丁·艾斯林所说的，只有（文学与数学的）发明才能创造这种秩序感，因为现实是一片混乱。

　　在格诺的作品中，这样的目标仍保持中心位置，尽管为“新法文”而战的战役已经从他的关怀中心消失了。在语言革命中，他发现自己在孤军奋战（激励塞利纳的动力是完全不同的），等待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不过发生的情况却刚好相反：法文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演化，甚至连口语也变得僵化，而电视的出现决定了学术的规范胜过通俗的创造性。（同样地，在意大利，电视对语言也产生了统一化的有力影响，尽管意大利的方言比法国来得多。）格诺了解到这一点，在1970年的一份陈述中，他毫不迟疑地承认理论的失败，已经有一阵子，他不再提倡这些理论了。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格诺的智性角色从不只局限在语言的战场上：从一开始，他进行军事行动的前线既广大又复杂。在他与布雷顿疏远之后，他最亲近的超现实主义成员是乔治·巴塔耶与米歇·莱利斯，尽管他对他们的杂志及行动的涉入是很边缘的。

　　格诺持续合作的第一份杂志是1930—1934年间的《社会批评》，又是与巴塔耶及莱利斯合作：这是波里斯·苏瓦林的民主共产党文艺圈的刊物（苏瓦林是位“异议”先驱，他是西方第一位解释斯大林主义会变得如何的人）。“我们必须记住一点，”格诺在大约三十年后写道，“由波里斯·苏瓦林所创办的《社会批评》以民主共产党文艺圈为中心，它是由前共产党员所组成的，他们或是被开除党籍，或是与党发生争论；另外一小帮以前的超现实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个团体，像是巴塔耶、莱利斯、雅克·巴龙和我自己，我们全都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

　　格诺与《社会批评》的合作关系包括他所写的几篇短评，难得与文学相关。（尽管在其中一篇，他邀请读者来发现雷蒙·胡塞尔：“他的想象力结合了数学家的激情与诗人的理性。”）他更经常写的是科学评论（关于巴甫洛夫及科学家韦尔纳斯基，韦尔纳斯基后来向格诺提到了科学的循环理论；或是他对一位炮兵军官所写的马饰历史的书所作的评论收录在《符号、数字与字母》［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81年］的意大利文译本中，格诺称赞这本书在历史方法学上具有革命性）。可是他也与巴塔耶联合“发表”一篇文章，后来他加以澄清：“在第五期（1932年3月）上我们两个都署了名的一篇文章，题为《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之批评》。事实上整篇文章是由巴塔耶写的，我只写了关于恩格斯及数学辩证法的段落。”

　　关于恩格斯将辩证法应用在精确科学上的研究（格诺后来将它收录在他的论文选集中的“数学”段落，在意大利文译本中，它出现在这个标题下），只让我们看到格诺花费许多时间研读黑格尔的部分记录。不过我们从他晚年所写的一些文章中，可以更精确地重建他研读黑格尔的这个时期（前两段引文便是来自这些文章），它们被发表在《批评》杂志纪念乔治·巴塔耶的专刊中。他在其中回顾故友所写的文章，《与黑格尔的初次遭逢》（《批评》杂志，1966年8—9月号，195-196页），在其中，我们不只看到巴塔耶研究黑格尔，也看到格诺研究黑格尔这位与法国思想传统格格不入的哲学家，而且或许更为热衷。如果说巴塔耶阅读黑格尔，主要是为了确信自己并非黑格尔主义者的话，那么对格诺来说，这则是一趟较为正面的旅行，因为他在其中发现了科耶夫，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采纳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

　　我稍后会再回到这一点上，目前我们只需指出一点，在1934—1939年间，格诺在高等学院听科耶夫讲授《精神现象学》，后来他编辑并且出版了这本书①。巴塔耶回忆道：“有无数次，当我和格诺走出那间小演讲厅时，感到筋疲力尽：筋疲力尽而且全身无力……科耶夫的课将我摧毁、击败，让我全身虚脱。”②（事实上，格诺有点淘气地回忆到他的同学会逃课，而且有时会打瞌睡。）

　　﹛①即《黑格尔导读》，是科耶夫于1933年在高等学院讲授《精神现象学》的授课内容，格诺将其整理出版（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47年），中文版已于2006年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编注﹜
　　﹛②《论尼采》，乔治·巴塔耶，《巴塔耶全集》（巴黎：伽利马出版社），第四册，41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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