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62)_卡尔维诺

六二

　　另一个人物一生的故事，贯穿于整部小说，从开始到结尾：那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一个圆形人物，一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尽管她很少谈自己，而她的故事更多是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讲述的），这种不同见于她经历的可怕事件，她在这些事件中磨炼出来的坚韧精神和她给周围带来的愉快气氛。这就是拉拉，或拉里莎：她是书中的伟大角色。我们发现，只要我们把阅读的重点转而放在拉拉身上，使拉拉而不是日瓦戈成为小说的中心，我们就可以把《日瓦戈医生》置于文学和历史重要性的强光中，而把那些不平衡和离题降为次要的枝节。

　　拉拉一生的情节铺展，可以说是我们时代一个完美的故事，几乎是关于俄罗斯（或关于世界）的寓言，关于各种可能性渐渐为俄罗斯（或世界）打开的寓言，或者说关于可能性全部交给俄罗斯（或世界）的寓言。三个男人围绕着拉里莎发展。第一个是科马罗夫斯基，他是一个无耻的敲诈者，他使拉里莎从童年起就意识到生活的残暴。他代表着粗俗低劣和肆无忌惮，但也代表一种基本、具体的实用性，一个对自己深信不疑的男人的不加掩饰的骑士精神（他从不负她，哪怕是在拉拉为了结束她从前与他的耻辱关系而用左轮手枪向他开火之后也是如此）。科马罗夫斯基是中产阶级一切卑鄙事物的化身，却没有成为革命的对象，使得他——依然是通过可疑的手段——仍然是权力的分享者。另两个男人是帕沙·安季波夫和尤里·日瓦戈。安季波夫是革命者，拉拉的丈夫，他离开拉拉，是为了无牵无挂地实现他那我行我素的决心：成为一个有道德但无情的颠覆者；日瓦戈是诗人，是拉拉的情人，但她永远无法完全拥有他，因为他完全屈从于生活中的事件和机会。两人都在她生命中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和同样重要的诗意，尽管日瓦戈永远是焦点，而安季波夫则几乎从未受关注。在内战期间的乌拉尔，帕斯捷尔纳克向我们展示这两个男人仿佛已注定要失败：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这位红军游击队指挥官，令白军丧胆的人物，并没有加入共产党阵营，且知道战事一结束他就会变成土匪并被歼灭；而日瓦戈医生，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不想、或无能力成为新统治阶级的一员，也知道无情的革命机器不会放过他。当安季波夫和日瓦戈面对面的时候——从在武装列车上首次邂逅到最后一次在瓦里基诺别墅被围捕——也是小说的尖锐性达到高潮的时候。

　　如果我们保留拉拉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地位，我们就会看到日瓦戈这个被降至与安季波夫同等水平的人物，已不再拥有压倒性优势，不再倾向于把这部史诗式故事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而有关这位医生的游击队经历的连篇累牍的叙述，则退居成花边式的离题，如此一来也就不会对情节的铺展构成负荷或重压。

　　安季波夫是革命法则的狂热而无情的执行者，他知道根据这些法则，他自己将被铲除。他是我们时代一个威严的人物，充满俄罗斯伟大传统的回音，小说对他的描写既清晰又简单。拉拉是一位坚强而令人愉悦的女英雄，她是、且依然是安季波夫的女人，哪怕当她是、且依然是日瓦戈的女人的时候。同样地——或者说难以解释、难以定义地——她是、且依然是科马罗夫斯基的前女人。毕竟，是他给她上了基础课：正因为拉拉从科马罗夫斯基那里尝尽生活的痛苦，从他的雪茄的呛味，从他那下流的、玩弄女性的感官主义，从他仅仅因为自己体质更强壮而傲慢自大的狂妄，她才比安季波夫和日瓦戈这两个分别奉行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天真理想主义者更通情达理；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她才比他们更重要，她才比他们更代表生命，而我们爱她也胜过爱他们，我们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些从不彻底披露她行踪的躲躲闪闪的章节中紧追她和寻找她①。

　　﹛①在小说最后，这些章节把她消除了，我们看不到她，她被匆促地送去西伯利亚某个集中营；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死亡，而不像日瓦戈那样是私人性的死亡。——原注﹜

　　我试图以这种方式，表达一个关注书中同样一些问题并欣赏书中对生活的直接表现但无法认同书中基本主题——历史超越人性——的人，在阅读这本书（或者说与这本书争辩）时，心中引起的感情、问题和异议。我的观点与书中的基本主题截然不同，我总是在文学中和思想性中寻找恰恰相反的东西：人积极地参与历史。这里，甚至不是我们的文学教育的决定性部分——即把“诗学”因素与作者的意识形态世界区别开来——在起作用。同样是这个历史—自然的理念，赋予《日瓦戈医生》一种使我也非常着迷的肃穆气氛。我如何定义我与这本书的关系呢？

　　以艺术手法实现的理念，绝非没有意义。但是，有意义与道出真理是不同的。它意味着表明一个重点、一个问题、一个警惕的来源。卡夫卡以为自己是在写形而上学的寓言，却以从未被超越的方式道出了当代人的异化。但帕斯捷尔纳克果真是如此“现实主义”的吗？仔细检查就会发现，他那无限的现实主义，包含一个抒情倾向，他通过这一抒情倾向来过滤整个历史。这是人把历史——无论是赞赏历史或憎恶历史——视做他头顶上遥远的天空的抒情倾向。在今天的苏联，一位伟大的诗人竟以这样一个视域来详尽描绘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多年来首次有人自主地发展这样的视域，而非遵从官方意识形态——这本身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它证实普通人并不觉得自己在控制历史、创造社会主义，以及在其中表达他的自由思想、责任、创造性、暴力、兴趣或无兴趣①。

　　﹛①也许，帕斯捷尔纳克书中最着意描写的时期，正是这个看法最不适用的时期。在写作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对过去的深思，来反映他对现在的意识。帕斯捷尔纳克在描写医生被游击队劫持——他尽管仍把自己视做他们的敌人，但还是与他们合作，最后变成与他们并肩作战——可能是想表达他的祖国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处境。但这一切只是猜测：我们尤其想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不是刻意把日瓦戈的故事安排在1929年结束，或者在着手写一个旨在连接我们自己时代的故事之后，他是否意识到故事在1929年结束时他已充分表达了他想说的一切。——原注﹜

　　也许，帕斯捷尔纳克的重要性，在于这个警告：历史——不管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或社会主义世界——还称不上历史，它仍不是人类理性的有意识的建构，它仍太过依赖生物现象、兽性本质的连续性，而不是自由的王国。

　　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关于世界的理念是真实的——在假设消极是一个世界性的标准这个意义上的真实，就像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理念也是以这种方式体现其真实一样——而他这本书具有伟大诗歌的优越功用。苏联世界懂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文学能不能对它作出反应？这只有在一个处于蓬勃发展的自我批评和创造性的气氛中的世界才做得到，并且只有通过一种有能力更严格地服膺事物的文学才做得到。从今以后，现实主义意味着更深刻的东西。（但现实主义难道不总是意味着更深刻的东西吗？）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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