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37)_卡尔维诺

三七

　　“人的天性倾向于感官享乐”，《人类生活的乐趣与痛苦之计算》开宗明义地表示，而且它继续写道：“因此，所有的外在物品也同时变成每个人欲望的特殊对象。”人类为了拥有他所欲望的对象，便必须使用力量，而且会与其他人的力量产生冲突，因此计算可以互相抵消的力量便有其必要。不像卢梭，对奥尔特斯来说，大自然并不具有母性形象，而从他的想法中所冒现的社会契约，比较像是物理手册中力的平行四边形。如果说人在追寻乐趣的过程中，没有互相摧毁的话，这要归功于舆论，舆论是我们今日广义称为文化的一切内容的基础。“所有人合并的力量都能或多或少为每个个体利用的原因”是舆论，而非美德，美德是来自上天的礼物，让我们可以为了利他而牺牲自己；不过我们是在尘世，重要的是舆论，就像它的目标就是“一个人的自身利益一般”。奥尔特斯提供证据来显示，罗马历史中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崇高例子，是如何可以用出于利己的算计结果来加以解释，而奥尔特斯的证据可以用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或是威尔森的社会生物学来加以支撑。

　　“舆论”就是一些思想形式，我们以之为基础而接受以下这项观念，也就是某些类别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拥有某种程度的财富或特权。奥尔特斯特别举出了四种类别的人：贵族、商人、士兵和学者。他试着定义公式，以建立每一项“舆论”的“价值”，而他所谓的“价值”就是收入。

　　简而言之，他所说的“舆论”相当于我们近代所说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阶级意识形态”；可是奥尔特斯并不浪费时间观察它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他以任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只能望其项背的果断和迅速，将一切转译为经济学的语言，或者说是转译为收入与支出。

　　他的结论是，在一个人口较多的社会，人可以享受较多的乐趣，遭受较少的恐惧（简单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是自由的），相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之外，或是生活在人数有限的社会中的人而言，此结论是一项不证自明的原则，可以在社会学的论文中得到发展，根据我们今日的经验得以证实、修改或修正。同样地，从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句子可以引申一个完整的关于顺应时势者与反叛者的类型学和决断论，以行为的社会可接受程度高低来分级，在最后一个句子中，存在着一项对比，分别是对较多数“舆论”“敏感”的人，以及“对较少数舆论敏感”的人：前者变得愈来愈“保守、有礼，而且善于掩饰”，后者则是变得“较为诚恳、自由与野蛮”。

　　身为体系与结构的建造者，奥尔特斯对历史是不可能有特殊偏好的；相反地，我们可以说他对历史一窍不通。他证明了社会只立基于舆论，认为人可以目击的事物才是历史真相，因此道听途说的历史地位次于目击者活生生的声音。可是在他的《历史真相计算》的结论中，奥尔特斯显示了对于宇宙知识的欲望，将焦点放在极小且不可重复的细节上：他总是想要将人性纳入一个由抽象元素所构成的代数公式中，在此处则是谴责任何不是基于所有个体经验深不可测的总数而来的全面知识。

　　当然，他的方法将他推向泛论，他善于概念合成的才能加剧了他的这个倾向。举例来说，他分析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的剧场，然后提供了这四国人民的特征：法国剧场立基于变动，英国剧场立基于“固恋”，意大利剧场立基于“第一印象”，德国剧场则是立基于“最后印象”。我想“第一印象”指的是立即性，而“最后印象”指的是感想；最难以译解的字眼是“固恋”，不过我们推测他在讲到英国剧场时，脑海里想的几乎必然是莎士比亚，所以我想他指的是将激情与行动推至极致，同时也指在性格描绘与戏剧效果上的某种过度。奥尔特斯从这一切假定意大利人与英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性，他们的优点都是建立在“想象力”之上，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也存在着亲近性，对他们来说，“理性”胜过一切。

　　这番论述开启了奥尔特斯最生动也最丰富的文本，也就是他的《关于音乐剧场的感想》，在这本书中，他方法的“几何精确性”应用在通俗剧的对称与情景突转上。在此处，奥尔特斯程序式的享乐主义将焦点放在一件好事上，这件好事不像其他的那么不确定：也就是威尼斯文明很有技巧地摆在社会生活中心的“欢愉”。在此处，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思考的基础更多的是经验主义，而不是数学推理。“每一个‘欢愉’在于每一个感官所经验到的不同运动。乐趣从运动的多样性中衍生而来，就如同厌腻感从运动的持续性中产生。因此，想要提供三小时以上欢愉的人应该要确定他只能制造厌腻感。”

　　或许音乐与戏剧所产生的欢乐，以及赌博所引起的希望和情绪，是唯一不虚幻的欢乐。至于其他的，在他的确定态度之后，潜藏着忧郁的相对主义。《人类生活的乐趣与痛苦之计算》以这几句话结束：“如果说人们认为我的这些教义流露对人类的蔑视，那么我自己也属于这个物种，却不觉得被冤枉；如果说我断定这个生命的所有欢乐与痛苦只不过是幻觉，我也可以补充说，所有的人类推理只不过是蠢事。当我说所有的推理时，也不排除我自己的‘计算’。”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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