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32)_卡尔维诺

三二

　　笛福既避免了十七世纪的浮夸文风，又避免了十八世纪典型的滥情。他的语言冷静而简练，像司汤达那样，“枯燥如拿破仑法典的风格”，可比拟“商业报告”：他发明了水手兼商人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该叙述者能够像在账簿中那样，在日志中记入他那个环境的“善”和“恶”，且能够以数学的精确，计算他所杀的食人生番的数目。结果证明，这一发明不仅风格上是得体的，而且实际上是恰当的。笛福的散文如同商业报告或产品和器具目录册，不加雕饰，又细致入微。如此巨细靡遗，既是为了使读者相信他所讲所述确凿无疑，同时也比任何其他手法更能表达海难条件下每一物件、每一行动、每一姿态的价值意义（一如在《摩尔·弗兰德斯》和《杰克上校》中，拥有物质的焦虑和快乐是通过偷窃来的物件的清单来表达的）。

　　对鲁滨孙的手工作业的描写，可谓不厌其烦：他如何挖石窟做房子，用尖桩围住它；自己造一艘船，却无法独力推去海边；然后学会烧制罐和砖。由于笛福对鲁滨孙的技术进步津津乐道，他哪怕是在今天，也依然以这样一位作家著称：他颂扬人类坚韧不拔地与物质斗争，他赞美一切活动的低微与艰难但也赞美其伟大，以及赞美见到亲手制作各种物件时的欢乐。从卢梭到海明威，所有那些向我们证明只要我们做些无论大小、不计成败的事情来考验自己就是体现人类真正价值的作家，都可以把笛福视为他们的第一个楷模。

　　《鲁滨孙漂流记》无疑是一部值得逐字逐行重读的小说，且将继续带来新发现。他总能够在关键时刻避免任何过于自鸣得意或欣喜若狂，而仅用寥寥几字加以说明，接着就继续去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能力似乎与稍后几页当叙述者因生病而再次陷入对宗教的沉思时的布道语调构成强烈对比：例如，当他意识到自己是那次海难中的唯一生还者的时候——“至于他们，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们或他们的任何踪迹，除了他们遗下的三个檐帽、一个制服帽和两只不配对的鞋”——以及在向上帝说了最简短的感恩话之后，他立即就四下察看，思量他的困境。

　　但笛福在《鲁滨孙》和后来的小说中的态度，与守规则的商人非常相似。商人礼拜时间一到就上教堂，捶胸忏悔，但接着就赶快回去工作，以免浪费时间。伪善？他的行为如此公开和迫切，根本不会让你想到要指责他；笛福哪怕是在唐突地改变语调时，也维持一种基本、健康的诚实，这诚实是他明白无误的特点。

　　可是话说回来，有时候他秉性难移，甚至会染上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论战的色彩：例如当我们看到无法理解恶的概念的野人与无法向他解释清楚的鲁滨孙相互争辩不休时。或者鲁滨孙做了“三个子民”的君王的情景，这三人“有三种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父亲是异教徒和食人生番，那西班牙人是天主教徒。然而，我允许我的王国里有信仰自由”。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本小说其中一个最具悖论和意味深长的插曲时，就连这种微妙和反讽的重音也消失了：鲁滨孙尽管多年来渴望与外界建立联系，可现在每逢他见到荒岛附近出现人影，就感到他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胁；而当他获悉附近岛上有一群遇海难的西班牙水手时，他又害怕加入他们，唯恐他们会把他交给宗教法庭。

　　总之，哪怕是在“奥里诺科大河口附近”的荒岛上，也仍能感到一个时代的理念、激情和文化的潮汐。尽管他决心要尽一位冒险故事作家的职责，在描写食人生番时强调其恐怖，但他显然并非不知道蒙田对食人生番的看法（这些看法曾影响莎士比亚，这可见诸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对另一个神秘岛屿的描写）：如果没有这些看法，鲁滨孙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即“这些人不是杀人犯”，而是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他们遵守自己的法则：“他们不知道这是犯罪……就像基督徒处死从战场上抓来的俘虏，而不知道自己是杀人犯。”

　　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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